華府如何看待台灣的憲政危機？

台灣政局的震盪已不再侷限於朝野的對立，而是演變為一場制度性的極限對撞，原本應作為權力規範與衝突緩衝的憲政機制，在民進黨政府操作下，從三權分立的制衡，變成三權對撞的毀滅性作為。對長期關注台海穩定的美國而言，憲政失序所傳遞出的訊號極其不安，可能外溢為地緣政治風險，直接威脅到台灣的防衛韌性與美台戰略互信。

華府向來恪守不介入台灣內部政治爭論，川普政府也不會多麼在乎盟友的「民主價值」，但這並不代表美方終會冷眼旁觀。美國從地緣政治的現實利益出發，始終在意台灣是否具備穩定的治理能力。當台灣的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對撞，衝突找不到自我解決的機制時，華府不得不重新評估台灣作為戰略夥伴的可靠度。

問題的根源始於少數政府結構，本應靠權力的重新分配，執政者要在協商中尋求共識，但執政者完全忽略協商，反而發動大罷免。在遭到選民明確拒絕，揭示了社會不願再為高度對抗動員背書之後，令人遺憾的是，執政當局選擇忽視，持續將國會多數視為必須對抗擊敗的對象，而非必須面對的政治現實。

這種不妥協的姿態，將行政與立法的對立推向了歷史高峰。最顯著的指標莫過於行政權與立法權在預算與法案上的全面對立攤牌，憲法法庭陷入功能性癱瘓，不足法定人數的大法官以非常手段「自救」，釀成目前的亂局。

對美國而言，最危險的信號在於：台灣已失去了「定分止爭」的最終仲裁機制，當司法權威被削弱，行政與立法機關陷入永無止盡的零和博弈，這種「制度性癱瘓」正直接轉化為華府最在意的安全漏洞。

這種安全漏洞尤其在國防預算的停審中暴露無遺；賴清德總統提出的1.25兆台幣「不對稱作戰特別預算案」，本應是應對解放軍威脅的核心防禦計畫，卻多次在立法院程序委員會遭到阻撓。在野黨將國防預算與政治條件掛鉤，要求總統到立院說明，或對債務融資方式表達疑慮。

在華府眼中，這是不折不扣的「國防政治化」。不僅是預算的延宕，更意味著台灣獲取海馬斯(HIMARS)火箭系統、自殺無人機以及標槍飛彈等關鍵裝備的虛耗進度。在解放軍可能於2027年達成犯台軍事準備背景下，這種內耗，對台灣的生存極其致命。

更深層的危機在於國際信任的崩解。美國在台協會(AIT)處長谷立言的頻繁露面與發言，已透露出華府的集體焦慮。當台灣內部將防衛投入變成黨派鬥爭的籌碼時，令國際社會難以理解台灣的自衛決心，也使美國政界懷疑台灣要防衛自己的決心，更為華盛頓的「孤立主義者」提供絕佳藉口：如果台灣自身尚未準備好盡全力保護自己，美國為何要承擔介入台海衝突的風險？

當AIT必須繞過行政體系直接與在野黨溝通，甚至谷立言處長表示願意到立法院說明，這都是對執政者治理能力的不信任投票。華府不希望看到一個內部失控的夥伴，因為這將導致台海情勢出現不可預測的權力真空，進而給予北京從內部削弱台灣的防衛意志。

這場體制對撞的風暴中心在賴清德總統，領導者的責任不容迴避。總統既未出面重建跨黨派的協商平台，也未展現為僵局負責的政治勇氣。這種將政治責任「外包」給行政院長、司法體系、將憲法作為政治盾牌的做法，無疑是在消耗國家體制的長期信用。

台灣社會還算冷靜自持，不因政客成亂而失序，但在當前地緣政治的關鍵時刻，台灣若繼續消耗其作為安全夥伴的信用，這種由內部治理失序所引發的風險，終將在最關鍵的時刻，威脅國家生存。美國對台灣的期待，始終是一個穩定、理性且能有效運作的民主政體，期待台灣政客能懸崖勒馬，別讓台灣因權力對撞而失去自我防衛的節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