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荒歲月之傷懷與傷逝

我的同學圈，唯黃月珠送別我，還給了二十張郵票，希望我倆今後通信聯繫。後來我僅給袁同學和黃月珠各寫了一封信，在信中，我描寫了黑龍江軍墾大田的浩大景象，廣袤無垠，遠處只見地平線，與上海郊區農村的小塊地迥然不同。我還提到了北大荒的飲食：「東北的大白饅頭雖然能填飽肚子，但菜餚單調，土豆是主角––炒土豆絲、炒土豆片，偶爾是燉大白菜，就是我們的日常餐。」

水土不服，使我的身上長出了大片紅疹，癢得難以忍受，每晚我都在抓撓中輾轉難眠。家裡寄來的止癢藥水幾乎無效，這種折磨持續了好幾個月，清晨的哨聲一響，我便得起床，投入又一天的繁重勞動中。

正值小麥收割季節，老天卻鬧起了脾氣，連日連夜的降雨把大田弄得淤泥滿地，康拜因（聯合收割機）根本下不了田，東北話叫「打塢」。知青們被趕下田去，拿著鐮刀搶割麥子。我整天彎著腰，割著割不到頭的麥子，在淤泥中小心翼翼地挪步，拔腳的瞬間，雨鞋有時直接被淤泥吞沒；即使沒被吞沒，也被鐮刀或麥子的硬茬割破，冷水不斷灌進鞋裡，冰冷刺骨。使勁過度的雙手在夜裡腫脹，但奇怪的是，第二天就消腫了，就得繼續割麥。

我們在黑土地上勞作的每一天，都是對肉體和意志的極限考驗。我已經耗盡了所有的力氣，再無一絲餘力給黃月珠寫信了。

兩年後回滬探親，我心頭充滿憂慮，沒有心情去找黃月珠，不知道她後來處境如何。再後來，上海的老城區進行了改造，原來的弄堂已不復存在，那時沒有微信，曾經的同窗友誼已然被時光無情吞噬。即便到了一九九一年的學校校慶，我已經是大學講師，但全班只有我一個人回校。那段歲月，彷彿已與我永別。

世事茫茫，歲月飛逝，人生究竟有多少個十年？十八到二十八歲，是人生最美好的十年，然而，鮮活的靈魂卻在時代的車輪下被無情碾壓。想起未來、前程，心坎裡都是非同一般的疼痛。而有些知青更不幸，他們未能鬥過死神，被永遠留在了那片黑土地上。

我們連隊的一名雙鴨山男知青，幸運地做著木匠的活兒，他本可以待在木工室裡，不必櫛風沐雨。然而，一次水庫大會戰，連隊總動員，他幾乎是被強迫著去參加，他氣憤地說：「要我死在那裡嗎？」豈料一語成讖，他與一名天津女知青彎腰合力抬起一塊石頭時，遠處爆炸的一顆小石子飛來，正中他的太陽穴，他的生命就此戛然而止。

那年正值出血熱的流行病季節，連裡兩個女知青分別來自北京和鶴崗，都被病魔逮住，前者救過來了，後者香消玉殞了。我是連隊的「秀才」，連裡的追悼詞都是我寫的。

一營有名天津男知青，他的去世幾乎傳遍全團。他的同學是本團的彭副團長，工作繁忙，於是他幫忙上山伐樹，為冬天的取暖備料，結果運輸途中發生了事故，他因此喪命。

東北知青去世最令人驚駭的，是尾山農場七英雄。黑龍江農村不時爆發山火，或者秋天燒荒引起火災。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五日，黑龍江軍墾被撤銷番號，與省內國營農場合併為黑龍江農墾總局，我所在六團改名為二龍山農場。十八天後的一九七六年三月十三日，同屬北安分局的尾山農場，因臨近農場燒荒跑火，火勢蔓延至該農場六隊。

在撲火過程中，七名哈爾濱、上海女知青，後者還包括兩個同胞親姊妹，被烈火吞噬犧牲。她們已在北疆熬過了六、七年，只差兩年多就可返城了，可是她們被永遠留在了北大荒。

不久後，我在場部報導員學習班聽到慰問團代表的描述，說她們被火燒得連衣服的碎片都出油了。那時，我的一篇報導我營北京知青李春林的長篇通訊已經排了版，卻臨時從「兵團戰士報」改名的「農墾報」上撤了下來，為了騰出版面專門報導七英雄。

我也曾與死神擦肩而過。有一天，我隨連裡的機動車上山拉石頭，正在揮鏟裝碎石時，突然一捧東西從山頂砸了下來，砸得我一陣頭暈。生死一線間，幸得老天保佑，掉下的只是濕泥；如果是石頭，恐怕五十多年前，我已不在人世了。

青春時代，年輕人本該是唱著跳著享受陽光和鮮花的時光，可是我們為何要承受如此沉重的苦難？死去的知青永遠無法回到父母身邊；而大多數知青，盡管活著，依舊承受著靈魂深處不肯結痂的傷口。那段苦難漫長的光陰，成為我今日孤寂與衰弱的根由。

正值婚齡的歲月，我在北疆心無旁騖地煎熬著；回城後，周圍的男生不是比我小就是已為人父，我感到迷茫和無所適從。

北疆十年營養匱乏，甚至我來美前的十多年，食物都得憑票供應，直到晉升為副教授，我才有資格配到一小瓶牛奶。那些本應在最需要滋養的年紀得到的營養，生不逢時地被錯過了。

時光如潮，帶走了青春；逝去的年華，不復曾經的堅韌與力量。然而，無論如何，我活了下來；而那些「托體同山阿」的知青死難者的墓木早拱。盡管時移世異，但我依然感激自己能夠在這漫長的歲月中，保留一份不屈的記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