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岸（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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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裡的風貼著巷口的牆角滑過，捲起細碎的落葉，咯噠咯噠，在路燈下像笑了一聲。
阿澤把外套領子立起來，走進「遠景」咖啡館。這名字原本是老闆娘隨口取的，說人坐久了就會看遠一點。但最近它聽起來更像一種命令：保持距離，以策安全。別靠近、別相信，別把眼睛停在誰的臉上太久。
店裡暖氣開得足，咖啡香混著巧克力蛋糕的甜味。若沒有精神負擔，這味道會讓人立刻飄起來──像被溫柔托住。
靠窗的位置，曉嵐已經坐著，手機倒扣在桌面，手機殼的圖案是一扇關上的門。她抬頭看他時，眼神沒有真正落在他身上，而是在確認他身後有沒有多出一個影子。
「你遲到了。」她說。
「路口被臨檢。」阿澤把手套摘下，掌心還是冰的。「他們問我去哪。」
「你說什麼？」
阿澤停了一秒，「說來找你。」
曉嵐皺了下眉，幅度很小，小到若不是十年的熟悉，幾乎看不出來。但阿澤看見了。
「別再這樣說。」她低聲道，「現在，任何關係都會變成證據。」
阿澤想笑，卻笑不出來。他們認識十年，曾經能把彼此的名字喊得很大聲，像把一個人從人群裡拎出來，昭告世界：這是我的朋友。如今，「朋友」兩個字變得像某種危險物品，放在哪裡都不合適。
這座城市近來流行把人分成兩邊。最初只是新聞裡的語氣變了：我們、他們。接著是社群裡的標籤變多：藍的、紅的，沉默的、搖擺的。最後，連在超市排隊的人，也開始用眼角衡量你購物籃裡放的是哪一種麵包、哪一種醬油，哪裡的產品，上面寫了什麼字。
某天早上，阿澤在電梯口跟鄰居點頭，鄰居卻按住電梯門，不讓他進，堅持讓他坐下一班。理由只是他胸前別著一個早就忘了從哪裡拿來的小徽章。
「你還戴著？」曉嵐的目光落在他外套袖口，那裡縫著一條不起眼的黑線，是他上次修補時隨手用的。「你不知道這代表什麼嗎？」
「代表我不會縫衣服。」阿澤說完，才意識到玩笑不合時宜。他把袖子往裡摺，像要把自己藏起來。「我真的不知道。」
曉嵐盯著他，彷彿在衡量他說的「不知道」，到底屬於無辜，還是狡猾。這種衡量最近無處不在。就連站在同一個隊伍裡的人，也會互相用同樣的秤砣去稱重彼此的忠誠──稱得越久，秤砣越冷，也越重。
窗外有腳步聲停下。曉嵐的手指不自覺地收緊，指甲按在杯墊邊緣。阿澤也屏住呼吸，聽那腳步在門口徘徊，最後離開。兩人同時鬆了一口氣，卻又像為這口氣感到羞愧──他們竟然因為一個陌生人的離去而覺得幸運。
「你找我到底什麼事？」曉嵐把話題往前推，像把一顆燙手的栗子丟到桌中央，彷彿再不擺脫它，就要燙到自己。
阿澤從口袋裡拿出一張摺得很小的紙。紙上沒有名字，只有一串地址和時間。他推給她時，指尖碰到她的手背，兩人都像被電了一下似地迅速縮回。
「他們要見你。」阿澤說，「說你以前寫過的東西──那篇文章──被翻出來了。」
曉嵐的臉色瞬間白了。那篇文章是她大學時在校刊寫的，題目很普通，談城市裡的孤獨與偏見。她當時只是寫自己看到的事：有人在雨夜裡把流浪漢趕走，有人因為口音被嘲笑，有人因為不同的意見被切割成異物。那時她以為文字可以讓人靠近，讓人理解彼此的痛。可現在，文字成了把她推向某一邊的證物。
「你怎麼得知的？」她問。
阿澤避開她的眼睛。「有人給我的訊息。說我如果還把你當朋友，就要提醒你。」
曉嵐笑了一下，笑得很冷。「把我當朋友……現在這句話也能用來威脅人了。」
阿澤想說不是威脅，是保護；但他自己也不確定。保護和控制的邊界在這些日子裡變得模糊。你叫人別出門，可能是怕他被抓；也可能是怕他惹禍連累你。你勸人少說話，可能是替他著想；也可能是希望他沉默，好讓你站得穩一些。
「你會去嗎？」阿澤問。
曉嵐沒有回答，只把紙攤開，看那串地址像一條冷冰冰的蛇躺在桌上。她的手指在時間的數字上停留很久，像按住一個傷口。
「你也被叫了去嗎？」她忽然抬頭。
阿澤喉嚨一緊，「沒有。」
「那你怎麼知道，是他們要見我？不會是──」她停住，沒有把「陷阱」說出口。但那兩個字已經在空氣裡長出了影子。
阿澤覺得胸口被什麼堵住。他本想反問她：你連我也不信了嗎？卻馬上覺得，這個問題太幼稚了。不是信不信的問題，而是任何信任都可能有代價，而代價往往不是一個人承擔。
「我不知道。」他誠實地說，「我只能把訊息帶到。」
曉嵐盯著他，眼神忽遠忽近。她忽然伸手，把那張紙對摺，再對摺，摺成比原來更小的方塊，塞回阿澤手心。
「這樣吧，你替我去。」她說。
阿澤愣住，「我？」
「對。」曉嵐的聲音很平穩，平穩得像早就排練過。「你去看看到底是怎麼回事，回來告訴我。你比較安全。」
「為什麼我比較安全？」阿澤問完就後悔了。因為答案很可能是：因為你看起來像他們的人。因為你袖口那條黑線。因為你不寫文章、你不發言、你不被看見──你像一個不會被點名的人，所以你安全。
曉嵐沒有直接回答，只說：「你沒有公開立場。」
阿澤心裡一沉，原來連「沒有立場」也成了一種立場。站在同一邊的人不會更親近，因為只要有敵人，這一邊的人永遠有另一邊可去──你沉默，誰都可以拉你；你靠近，誰都可以懷疑你是來刺探。（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