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謇，清代狀元，民國實業家

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日俄戰爭，張謇認為，「日俄之勝負，立憲、專制之勝負也」。

宣統元年（1909年）九月，張謇籌辦成立了江蘇諮議局，此後，各地諮議局陸續成立。在他的倡導下，各地諮議局力爭立法權力，於宣統二年（1910年）連續三次在京發起早開國會的請願活動。

辛亥革命後，張謇迅速地轉向共和，但並不完全接受革命，只是希望以和平方式盡早結束動盪，維護市場穩定。他務實的政治選擇，就是支持擁有軍權的實力派人物袁世凱。宣統三年（1911年）11月6日，他致電奉命進攻武昌的袁世凱，勸他尊重大多數人「趨於共和」的現實，趕緊前往北京，盡快與南方達成協議，確立共和政體。

民國元年（1912年）1月6日，張謇與袁世凱的代表張紹曾在南京會晤。1月10日，他打電報給袁世凱，解釋設立臨時政府是為了穩定南方形勢而不得已為之。他還暗示讓段祺瑞等向清廷請願逼宮。這一建議，正合袁的心意。同年，張謇出任北洋政府農商總長兼全國水利總長。但不久袁世凱便下令解散國會，復辟之心初露端倪。張謇曾經勸阻袁世凱，表示解散國會將會誘發新的動亂。

張謇了解人才對國家的重要性，而人才出自教育，一生創辦了三百多所學校，為中國近代教育事業的發展作出了歷史性貢獻。譬如，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張謇與馬相伯在吳淞創辦了復旦公學（今復旦大學前身）。以及師範專科、海事專科、陶瓷專科、醫藥專科等等眾多學校。他認為「苟欲興工，必先興學」、「實業所到，即教育所到」。

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九月，張謇創辦了南通歷史上第一張報紙──《星報》，主要是反映立憲運動和地方自治的情況，在表達南通士紳觀點同時宣洩知識分子對官場陳腐的憤懣。宣統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後，時局劇變，《星報》於民國元年一月停刊。但以《星報》為開端，張氏家族相繼創辦了《通報》、《新通報》、《南通新報》、《南通報》，開一代報業的先河。起到了啟迪民智、維護民權和鍛造國家意識的重要作用。

民國元年（1912年）十月，張謇為最大股東，連同史量才等人購得了《申報》的產權。史量才任經理，開始了他的辦報生涯。不僅如此，在經營理念方面，史量才也受到了包括張謇在內的實業救國的深刻影響。《申報》在短期內飛速發展，1912年《申報》僅僅發行七千份，到1917年飆升至二萬份，1925年就突破了十萬份，1932年達到了空前的十五萬份。

張謇逝後，各方對其生前行誼和貢獻一致好評。《通海新報》（1926年8月25日）謂張謇「其盡瘁地方自治事業，維護東南安寧，嘉惠通邑人士及蘇省各縣者，實足令人銘感」。

時任五省聯軍總司令孫傳芳和江蘇省省長陳陶遺聯名電文：「碩學巍名，文孚特望。甲午而後，力圖自強，孜孜以提倡實業、教育為職志……實足上裨國家，下益社會。」

民國政府《大總統令》：「前農商總長張謇，耆年碩德，體國忠誠，位望崇隆，邦人所重。」

胡適：「張季直先生在近代中國史上是一個很偉大的失敗的英雄……他獨力開闢了無數新路，做了三十年的開路先鋒，養活了幾百萬人，造福於一方，而影響及於全國。終於因為他開闢的路子太多，擔負的事業過於偉大，他不能不抱著許多未完的志願而死。」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馬勇：「在歷史大轉型時代，張謇是一個有力量有辦法溝通朝野的人物。歷史的鉅變一定有英雄偉人登高一呼，張謇就是近代中國大轉型時代的代表人物。」（下）（本文曾參考孟祥夫、張晨怡、虞和平的報導與評述。）

末代皇帝退位， 

張謇代擬詔書？

∎張作錦

1912年2月12日，清廷隆裕太后攜小皇帝溥儀，在養心殿召開了最後一次御前會議。隆裕神態黯然地宣讀了《宣統皇帝退位詔書》。中國歷史上的最後一個封建王朝──大清帝國，就這樣走完了它的路。而《退位詔書》的頒布，也標誌著延續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的終結。

這篇詔書，雖則只有三百多字，卻寫得文情並茂，辭藻典雅：「九夏鼎沸，生靈塗炭……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以一姓之尊榮，拂兆民之好惡。……余與皇帝，得以退處寬閑，優遊歲月，長受國民之優禮，親見郅洽之告成，豈不懿歟。」當時小皇帝溥儀只有五歲，而隆裕太后亦是不諳世事之人，他們都難以寫出這樣的文章。那麼，這一歷史性文件的起草人究竟是誰？

詔書頒布不久，上海《申報》即報導說：「此次宣布共和清諭，係由前清學部次官張元奇擬稿，由徐世昌刪訂潤色。」但是，徐世昌不願承擔「逼宮」之名，根本不肯插手《退位詔書》。又據辛亥革命元老胡漢民記述：「清帝溥儀退位之宣言，由張謇起草，交唐紹儀電京使發之。」因設計五色旗有「民國產婆」之稱的趙鳳昌，他的兒子趙尊嶽在其宅中所見張謇擬稿說得更具體，「就其案頭八行橫箋，不具首尾，書數百字，文甚樸雅」。可見，《退位詔書》由張謇所作應為事實。但張謇幕僚眾多，詔書究竟是出自他之手，還是由人代筆，亦不可完全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