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美國大學英語系畢業 注定低薪？
今年2月，一則關於美國大學調整科系的新聞引發了我的強烈關注：西北印第安納大學部分人文學科，尤其包括英語語言與文學，因畢業生薪資中位數偏低，而面臨縮編甚至裁撤。這樣的發展，乍看之下近乎荒謬——在全球以英語為主導語言的時代，美國大學英語系畢業的文憑竟被視為一項「回報不佳」的投資？
這種看似諷刺的現象，揭示了當代高等教育一個更深層的定位問題。
從表面來看，原因並不複雜。近年來，美國大學愈來愈以量化指標來衡量科系價值，包括畢業生的就業率、薪資中位數，以及學生貸款的償還能力。於此評估體系下，人文學科長期處於劣勢。與工程、資訊或商業領域相比，英語文學畢業生的起薪通常較低，職涯路徑也較為分散，部分甚至需要進一步深造，譬如進入法學院或研究所，才能擴張就業選擇、獲得較穩定的收入。
這種「低薪」並非抽象統計，而是可在生活經歷中被具體看見。
案例1／名校光環 他飛日當補教老師
曾與我長期有業務合作的一位翻譯社老闆湯瑪士，便是一個耐人尋味的例子。他出生並成長於美東，於上世紀七零年代末取得哥倫比亞大學英語文學碩士學位。這樣的學歷，在學術體系中無疑具有高度象徵意義，然而當他求職時卻很快意識到，即使進入大學任教，其薪資與理工科系相比仍有明顯落差，發展空間亦有限。
轉機出現在他赴日本應聘英語補教老師之後，他當時甚至完全不會日語，抱著觀望及順便觀光的心態去試水溫。弔詭的是，在美國未必能轉化為經濟優勢的英語文學學位，在日本卻成為高度稀缺的資本。他憑藉「母語者＋名校背景」的組合，很快獲得「市場認可」，不僅受到禮遇，也在當地建立人脈，並與一位從事口譯工作的日本女性相戀結婚。之後，兩人共同創辦英語補習班，主打美式發音以及商用英語會話，除了他執教外，在高峰時期發展到聘有十餘位美籍教師，採每班十人的小班制，營運一度相當成功。
然而，這段榮景並未持續。隨著1980年代中期美國對日經貿政策的轉向，以及《廣場協議》後日圓升值所帶來的經濟結構變化，相關產業環境逐漸轉冷，湯瑪士的補習班最終也走向萎縮與結束。之後，他與妻子返回美國，在夏威夷成立翻譯公司另起爐灶，主要承接英日/日英翻譯業務，除了服務當地日裔移民與日本觀光客，也在網際網路盛行的同時，與日本當地的翻譯社競爭。
值得注意的是，這家翻譯社實際的核心專業，多半來自其妻子的日語能力；而湯瑪士的角色，更多是在英語文本的校對與潤飾，以及後來延伸出的英語論文修改工作。換言之，他英語專業的發揮空間，仍需要依附於跨語言、跨文化的需求之上，而非單獨構成一個高報酬的職業基礎。
案例2／漢語文憑 赴中高薪比美好賺
相較於湯瑪士那種「名校光環」的順遂加上時代紅利的推助，我在1999年認識的美國藝術家理查，則經歷了更為曲折的專業變現過程。理查在1980年代中期取得了英語與中文雙學位，當時正值美國對日貿易轉向、許多人轉而看好中國市場。理查屬於在中國改革開放還未全面實施之前就洞察先機、趕赴那波熱潮的外語學習者之一，然而可能這步棋還是走得過早，並未在舊金山灣區為他換來優勢——在華人密集的環境下，他的中文能力顯得平庸，最終只能憑著英語文憑在美國中學擔任薪資微薄的英語教師。
理查因此發展鐵藝副業補貼生活，去租了工作室，收入雖不穩定但意外超越了教書，於是辭工轉行當全職鐵藝家，然而他在藝術感覺上似乎比拚不過多數藝術家，逐漸淪為幫人打下手，自己的創作賣不動，接別人的訂單還行，這限制了他的收入和生計，逐漸演變到租不起公寓，改窩在他分租來的商用工作室裡生活，終究影響了其他所有工作室的藝術家租客，最後更在欠租半年後遭到房東驅逐，他甚至透過申請破產去避債。
2000年末，走投無路的理查決定放手一搏，前往正值經濟騰飛、極度渴求英語教育的中國。諷刺的是，15年前修習的一紙漢語文憑在美國毫無用武之地，卻在他前往中國教「英文」時，成了最華麗的墊腳石。去了中國兩個月後，工作室內與理查有交情的藝術家們收到了一封群發信，語氣帶著顯擺：他在中國教英語的月薪為3600美元(一般起薪約在3000元上下)。這份待遇在當時無論美、中標準皆屬高薪，理查的語言專業，竟是在母國落魄至極後，才在異鄉完成了遲來的「變現」。
案例3／在韓教書 生活費低存錢更快
對英語文憑的估值落差，來自「供需」造成的錯位，這現象顯然由來已久。再例舉我在2005年接觸到的一對年輕人，他們走的則更像是一條為了生存而開拓的「標準路徑」。當時因策展工作需要，我曾聘請幾位年輕人協助布置，其中一對情侶同為英語系畢業：女子是在美土生土長的台裔，男子則為美國本地人。他們在求職時發現，英語學位的就業競爭力甚至不如基層服務業，在美國擔任中小學約聘教師的收入，難以應付高昂的生活開支，且寒暑假期間往往無課可上，收入中斷，仍需另尋工作貼補。
他倆不願與專業脫節——例如最終回到餐館打工，或轉入與所學無關但收入較高的行業 (如地產或網拍)。於是透過國際招聘，前往南韓教英語。在當地，補教市場全年運作，對英語教師需求穩定，薪資在當地屬於中上水準。雖然換算為美元後，與在美國任教差距不大，但由於生活成本較低，反而能累積儲蓄，並有餘裕看世界，就近去日本、中國、港台等地旅遊。
我遇到這對男女時，他們已在南韓生活了四年，幾乎將當地視為職涯發展的基地。雖然每隔一段時間便短暫返美探望父母親友，同時評估是否有更適合其專業的工作機會，然而經反覆比較，仍選擇回到南韓繼續教書。他們發現，英語專業作為「常態化的跨國勞務輸出」早已成為趨勢，兩人算是在語言教學市場還未飽和之前就投入紮根的一群，在發展出新一輪競爭型態之前，不會輕易捨棄這塊摸索數年打下的江山。
跳脫美國舒適圈 英語多了溢價空間
這三個案例所揭示的，是同一個結構性的事實：英語的經濟價值，並非來自語言本身，而來自其在不同社會中的稀缺程度及需求市場。在許多非英語國家，英語能力是一種可轉化為收入的資本；但在美國，英語作為普遍存在的基礎能力，反而失去了溢價空間。
換言之，在英語世界學習與深造英語，其價值不在於「會不會使用這種語言」，而在於如何理解、分析與創造文本。然而，這種較為抽象的貢獻，並不容易在短期薪資統計中被量化。當評價標準偏向立即可見的經濟產出時，這類能力自然被低估。
更深一層來看，此現象反映的，其實是高等教育功能的定位失衡。大學是否仍然是一個培養思辨能力、文化理解與批判精神的場所？還是已逐漸轉型為一種以就業為導向的職業訓練機構？當科系的存廢取決於畢業生的起薪數據，人文學科所承載的非功利價值——對語言的敏感、對歷史的理解、對社會的反思——便被擠壓到邊緣。
語言與文學修養 不應淪為量化技能
一個社會如果只重視可量化的技能，而忽視語言與文化的深度訓練，長期而言，可能削弱的是公共討論的品質與公民思辨的能力。英語文學所訓練的，不僅是閱讀與寫作，更是一種辨識語境、理解他者、拆解敘事的能力。這些能力，或許不直接反映在起薪上，卻是一個國家承傳人文素質的根本條件，並深刻影響一個社會如何定位自我與世界。
以上現象，更能讓我聯想到一句俗語：「物離鄉貴，人離鄉賤」。對英語這項「專業」而言，離開母國「外銷」即與「舶來品」無異，相對的，人一旦離開其語言的原生環境，反而獲得了價值，正可謂「語離鄉貴，人憑語貴」。
「英語系低薪」的問題，或許在於我們選擇用何種尺度來衡量其價值。在一個以市場回報為主導的評價體系中，所有無法迅速變現的知識，都可能被視為用處不大的選項。
當連語言與文學修養都必須證明自身的「經濟效益」時，我們或許應該反問：如果大學只剩下培養高薪職業的功能，那麼那些幫助我們理解世界、理解他人、甚至理解自身的學問，還能在何處安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