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學者解析中國崛起：改寫世界收入排序 各國中產地位受衝擊

紐約市立大學研究所近日舉辦經濟學家米拉諾維奇(Branko Milanovic)新書「全球大轉型：美國、中國與世界經濟秩序的重塑」(The Great Global Transformation)座談會，邀請歷史學家圖茲(Adam Tooze)、哥大「亞裔倡議」(Asian American Initiative)代理主任及教授高琴、耶魯法學院教授馬爾維茨(Daniel Markovits)等知名學者與談，討論中國崛起、全球收入重組、美中精英變化與世界經濟秩序的重塑。

米拉諾維奇以研究全球不平等、收入分配與資本主義形態聞名，是當代最具影響力的不平等研究學者之一。他在開場演講中指出，新書關注過去數十年世界經濟結構的重大轉變，包括亞洲尤其是中國的經濟與科技崛起、全球收入不平等下降、美中地緣政治競爭加劇，以及新自由主義在國際層面的退潮。

他指出，受到以中國為首的亞洲經濟增長的推動，過去數十年在國家層面，各國平均收入差距縮小，在個人收入層面，全球不平等也在下降。但看似正面的發展也帶來了政治後果。一方面，中國作為人口規模龐大的國家快速崛起，造成美中之間地緣政治緊張；另一方面，全球收入排序也在重新洗牌，使富裕國家中並非位於本國收入頂層的群體，特別是中產階層，在全球收入分布中的相對位置下降。

他以義大利為例說明，由於義大利過去30年增長乏力，該國收入分布較低端群體，明顯感受到「中國效應」。部分人原本位於全球收入第70百分位，如今降至約第55百分位。類似現象也出現在美國、德國等富裕國家，只是程度較不劇烈；在巴西等中等收入國家，受到衝擊的則主要是中產階層。

米拉諾維奇在書中以人均GDP作為重要指標，指出美中國之間的人均GDP差距，已從約40年前的20比一縮小到今天的三比一。若以購買力平價計算總GDP，中國已超過美國，但以人均收入看，中國目前仍約為美國的三分之一。至於中國何時真正「超越」美國，則取決於採用何種標準。

他提出另一種衡量方式：觀察中國有多少人的收入，已超過美國人的收入中位數，並與美國收入高於中位數的人口相比。他表示，若中國經濟增長率比美國高出兩個百分點，大約30年後，兩者人數將會相當；若高出三個百分點，則約20年後即可達到。

圖茲並指出，近五六年來，美國對中國的焦慮已不只是人均GDP、貿易衝擊或軍費比較，而是轉向更難量化的「科技領導權」問題。他認為，中國正在從一個被納入西方全球供應鏈的龐大勞動力來源，轉向能夠按照自身條件重新定義供應鏈的力量——綠色能源與科技產業，正是這種變化的代表。他形容，這是一種「數量轉化為質量」的變化。

新書也討論美中兩國新精英階層的形成。米拉諾維奇指出，美國收入最高群體中，愈來愈多人同時擁有高額資本收入與高額勞動收入，他將這類群體稱為「同富精英」(homoplutic elite)。這不同於傳統資本主義中「最富者主要是資本所有者」的結構，也顯示當代資本主義出現新的階層形態。

在中國方面，米拉諾維奇說，中國最頂層精英的收入來源，已愈發依賴私營部門，而非國有企業、政府或黨內職位。這顯示中國社會在過去40年間發生了劇烈資本化轉變。高琴則補充，中國新精英的形成，是教育改革、改革開放、市場化力量與政治權力共同作用的結果。在中國語境中，經濟力量與政治力量高度交織；部分精英不僅擁有資本收入，也可能擁有黨內關係。

座談中，腐敗問題也成為討論焦點。高琴指出，中國反腐運動中有所謂「蒼蠅」與「老虎」之分，前者指基層或小型腐敗，後者指重大腐敗。她表示，在某些情況下，腐敗也可能成為經濟機會的渠道，讓缺乏緊密黨內關係或私人關係的人，透過某種方式參與經濟活動。她也指出，美國存在遊說者與政治獻金制度，雖然通常不被稱為腐敗，但同樣涉及政治與經濟資源如何被分配。

著有暢銷書「精英陷阱」的馬爾維茨則將腐敗分為狹義與廣義兩種。他表示，狹義腐敗是刑事違法，例如行賄或濫用權力；但廣義腐敗則是某個制度偏離其原本目的。他以美國大學招生與醫療體系為例說，當人們只關注招生舞弊案中的行賄行為，可能忽略校友優待、捐贈者優待及昂貴私立教育本身對入學機會的影響；同樣，美國醫療照護理應根據病痛與需求分配，但現實中卻常取決於支付能力。他認為，聚焦狹義腐敗，有時反而會掩蓋更廣義的制度性腐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