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著貝雷帽的早春

剛剛疾步邁向夏天的鳳凰城，被太平洋風暴的冷鋒輕輕按住，又退回印象中的早春二月，風大了一點。

早上散步，我戴上鄰家姐姐蕾編的貝雷帽，帽子柔軟，針腳細密，帶著她一貫的耐心與安靜。風從耳邊穿過時，我忽然想起很多年前那個站在舞台中央的女孩。

蕾比我大四歲。第一次羨慕蕾，是在「人民日報」頭版看到她給外國友人獻花的照片，一雙明亮的大眼睛，在一束鮮花的簇擁下，訴說著滿滿的熱情。那時的她，像是被時代點名的孩子。

蕾參加「東方紅」大型歌舞演出，常常吃著麵包、坐著大轎車去排練，她家裡掛著演出後與國家領導人的合影，蕾站在靠近中央的位置。後來，她胳膊上多了三條槓，當上了大隊長，更顯得神氣。

假期裡，蕾去上海大世界看哈哈鏡，她描述鏡子裡拉長或壓扁的自己，逗得我們哈哈大笑。小學周五的廣播裡，常常播送她的作文，有時老師還把她的文章送去報社投稿。

那年夏天，我和蕾一樣盼著郵遞員。每當下午叮鈴鈴的鈴聲響起，我們就簇擁過去，等著蕾的中學錄取通知書。信封拆開，「師大女附中」幾個字躍入眼簾，那是許多北京女孩夢寐以求的學校，我們為她歡呼。

蕾開始住校，周末回來，她講學校的趣事：一個同學咬了一口掛在樹上的柿子，留下整整齊齊的一排牙印。我們聽得入迷，彷彿那也是我們的世界。

一年後，她卻去了東北建設兵團。記得那天汽笛長鳴，有人振臂高呼，但送行的人多半眼淚汪汪。時代的風向忽然轉了，站在中央的女孩，被推向更遠的地方。

多年以後，蕾帶著一個平實的小夥子回京。小夥子勤快，常常打掃走廊，用一口天津話和人們打招呼。那時的我不太理解，總覺得有些遺憾。如今想來，在冰天雪地裡，蕾最需要的不是白馬王子，而是一盆冬天的小火爐。

後來我們各奔東西。數十年後，兩家姐妹再度相聚，我遠在美國，未能親眼見她。那頂貝雷帽沒有經過郵局，而是輾轉在姐妹之間，最終到了我手裡。

如今，蕾已經從中央部會退休。她愛上刺繡，一幅幅「紅樓夢」十二釵的畫卷鋪陳開來，細針密線之間，是歲月沉澱後的從容。

很多年前，我讀到「引爆趨勢」（The Tipping Point），書中提到一個出色的人物往往需要時代的烘托。我曾想，如果蕾沒有經歷那個特殊年代，她會成為什麼樣的人？

然而或許問題並不重要，正如「聖經」中「腓立比書」所說：「我知道怎樣處卑賤，也知道怎樣處豐富；或飽足，或飢餓，或有餘，或缺乏，隨事隨在，我都得了祕訣。我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蕾的生活有輝煌，也有平實；無論站在中央，還是退入人群，她都得著喜樂。

風仍舊很大，我把貝雷帽往下按了按。早春的天空清澈明亮。

對蕾來說，開始從不只發生一次——它在錄取通知書拆開的瞬間，在遠行的汽笛聲裡，也在針線起落之間。風還會來，帽子戴好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