店張買麥

上世紀七○年代初，家裡有了三個十歲上下的男孩，文革時期，大人整天幹革命，顧不上管他們，孩子們從早到晚瘋玩，學習沒有長進，胃口卻愈來愈大。那時糧食實行定量，我們大人每月定量二十八斤，最大孩子十八斤，每天六兩，也就是三個饅頭，實際上，他一頓就要吃兩個饅頭。最小的一個月只有六斤，也就是一天一個饅頭。

大人先管孩子吃夠，但時間長也不是辦法。那時發明糧食增量法，也就是多加些水，反覆蒸，實際不起作用。那時又提倡瓜菜代，老伴變著法兒做飯，學本地教師做「南瓜蓋被子」給孩子吃，就是煮一鍋南瓜，上面鋪一層麵片，燜熟鏟在一起吃。開始還有點新鮮勁，聞起來有點南瓜香味，多吃幾次就不行了，老大後來幾十年都不愛吃南瓜。

於是城裡人紛紛去自由市場去買麥子，給家裡增加一點糧食，買的人多了，價就哄上去了。後來聽說離我們咸陽三十幾里外的店張鎮集市規模大，麥價比我們咸陽低，於是同事老程就叫我一起去那裡買糧，他家裡也是三個光葫蘆，糧食缺口大。

我們一早起身，帶上帆布糧袋，騎上飛鴿車準備遠征了。咸陽在渭河邊，是平原之地，去北面的店張要先上頭道塬，塬上相對平整，過一段路再攀二道塬，一道比一道高，騎不動就下來推。此塬就是白居易寫的「離離原上草」的塬，不過我們不是去看景的。上到坡頂，大汗淋漓，不過接下去就輕鬆了，一路下坡，再騎上一段路就到了店張鎮。從坡上下望，一大片低矮的房舍混雜在一起。

七○年代的店張名氣很大，它地處咸陽、興平、禮泉三地交界，有「雞鳴一聲聞三縣」的美譽，據說唐朝時就在此建立古絲綢之路離開西安後的第一個驛站。現在農曆三、七、十逢集，周圍的農民帶著農產品趕來。牲口區，騾馬牛羊豬聲息相聞；木材區，蓋房的梁、椽攤滿一地，待價而估；糧食區，麥子、雜糧洋洋大觀；還有農民自編、自製、自產的生產工具、蔬菜瓜果等等，周圍全是吃食攤位，人頭濟濟，煞是熱鬧。

我們四周轉了一圈，老程農村工作時間長，判斷麥子的品質在行，他抓起一把麥子，撿幾粒放嘴裡嚼嚼，檢查麥子的含水量，比較幾處，和農民討價還價，最後成交。當時糧店的麵粉一毛六分四一斤，而集上的麥子要三毛八一斤，一百斤麥子要三十八元，等於我半月多的工資，但為了家裡的幾張嘴，多花點錢也是必須的。我們裝好麥子，把糧袋在飛鴿車上捆得結結實實，再吃碗羊肉泡充饑好趕路。

回來時，馱上麥子，負擔更重了，路是反其道，先呼哧呼哧推著帶一百斤麥子的車上坡，然後下坡。路過雙照供銷社看見有勞動布，給孩子做褲子耐磨，回來告訴孩子他媽。一天很辛苦，但是一家的肚子有保障了，也是很稱心的。

我把店張買糧的事告訴同事，一名退休女老師回憶起她幼年時父親也曾帶她去店張買過糧，而且讓管理人員給扣住了，說他是投機倒把，他父親只好把女兒留下作人質捎帶看著糧，他一人回單位開證明是自己家裡吃不是投機倒把，來回折騰了一天。想想這些往事，真不是滋味。

手中有糧，心中不慌，進一步要考慮糧食加工問題，這些我們都是生疏的。詢問一些本地同事，經他們指點，我們大致領會了一點門道。我們夫妻倆就自己拉手推車，把麥子運到城內生產隊的磨房裡去磨成麵粉。

那時咸陽城裡有不少城市農民，他們的耕地在城外，住房在城裡。旭鵬大隊裡有個名叫李三放的老學生，畢業後回本隊勞動，因為有文化被選為隊長。三放在校是個誠實忠厚的學生，我指定他擔任班上的勞動幹事，我猜想他一定生於「大鳴大放大字報」的一九五七年。

三放熱情地張羅為我們磨麵粉，問我們要磨什麼規格。那時流行食用標準粉，就是一百斤麥子磨出八十五斤白麵的麵粉。我們是為了解決糧食不足，要求不高，不要太多精白粉，盡量多磨一些，大致超過九十斤吧。磨房不收加工費，只要求把麥麩給他們，他們用麥麩餵豬。有了這次的體驗，以後就熟悉了。

七○年代自己買麥磨麵，也是我們難得的人生經歷。過了幾年，聽說三放年紀輕輕就得病去世，我很驚訝，心中很為他難過。

有了麵粉，我們又訓練大兒子學會自己蒸饅頭。他那時小學快畢業，個子還夠不上台面，就站在小凳上揉麵團，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我們在陝西多年，還是南方生活習慣，也不會包餃子，孩子們像苗苗一樣成長，為了讓他們生活好一點，我們也學著包餃子，把肉票集中起來使用，增加生活情趣。這些就是我們六、七○年代應付生活的情景，我們到老都難以忘懷，現在的九零後、零零後是想像不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