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爺爺與外公(上)

光緒三十三年,也是公元一九○七年,我的爺爺出生在東北。外公比爺爺大五歲,出生在一九○二年的上海。

我對爺爺的了解,多半是透過他與父親的往來信件中得知的。爺爺有文化,字寫得好,一行一行非常清晰工整、嚴謹有力,每封信少則三、四頁,多則七、八頁。紙面乾淨大氣,內容一般是總結一段時間內的家事,讀起來也是十分順暢,在每一頁信紙的右上角還會註上頁數,所以不會搞錯。

除了信件,小時候還有一次記憶,就是爺爺從東北來上海看望我們,那時我雖然還很小,卻知道能千里迢迢從東北來到上海,是很大的一件事情。記憶中的爺爺儀表不凡,身體硬朗,身材高大,穿襯衫戴領帶,還有整齊的西裝外套;我還記得爺爺和父親父子倆開心的笑容,記得在虹口公園裡玩得十分盡興的那種幼小時的心情。

與爺爺不同,外公一生的穿著都是上海本地老底子的那種中式衣服,長角扣的對襟立領上衣,冬天裡的中式棉襖,褲子更老式,腰頭很寬很大,弄到前面後必須折疊起來,然後用腰帶圍兩圈在前面扎個結。我自小在上海外公的老宅裡出生並長大,熟悉外公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親眼看著外公自己編結腰帶,寬而長,束在腰上一定是舒服的。

與爺爺不同,外公沒讀過書,只認得自己的名字和有限的幾個字,體格瘦小,不善言辭,卻有耐力與耐心。作為長兄,外公年輕時賣掉一塊地後造起一棟大宅子,並養育了五個孩子。等我有記憶時,大宅子裡就是個大家庭,大門前兩旁也已造上房子住滿人,發展形成了一條弄堂,弄堂口往左又形成了一條小路,我們把它叫作「後弄堂」。後弄堂走到底,裡面一片居民區的人們天天出入行走的這條後弄堂,以及弄堂口的柴房,都屬於外公的地,地稅也一直由外公一個人在繳納。

戰爭時為了吃飯,外公去防線外背米,米沒背回來卻被打破了頭;去碼頭做工吃盡苦頭;後來進了棉紡廠,因為勤懇老實又本分,做工年份長,工資也漸穩定。再後來胃開刀,那次有三個人上手術台,結果只有外公一個活了下來。術後的身體做不了原先的工作,換了崗位便被降了工資,又因身體吃不消稍微早了點退休,又被降了一次工資,好在保住了勞保(即退休金)。文革期間大家庭也硬是被抄了家,外公最心疼的,是積攢下來打算分給孩子們的一罐銀元,被無情地拿走了。

外公最喜歡孩子了,八分錢的雪糕、四分錢的棒冰、牛肉包子、白糖花生,都是外公買給我們吃的,還買粉筆給我們學寫字。夏天的午後,兩顆大西瓜外公就用左右手捧著回來,烈日當頭下走在弄堂裡的樣子,如此深刻地印在了我的腦子裡。

扛過了歲月的各種運動風浪,以外公為主的大家庭其樂融融,兒女們各有千秋,孫輩們竿頭日上。而遠在東北的爺爺在戰爭時期和動蕩年代,和無數老百姓一樣,一直守在老家。

爺爺留下一張「我生以來歷史年月早見一覽表」,「早見一覽表」其實是日語,簡化圖表的意思。一張大表格是全部手工畫出來的,整齊得如同印刷品,表頭寫有「公元年」、「光緒年」、「年齡」和「備註」四列,寫著從一九○七年光緒三十三年一歲,到一九○九年改成宣統年,一九一二年又變成民國,然後是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期間有一九三一年二十歲時的九一八東北事變,一九三七年三十一歲時的七七事變,三十四歲轉去會計,三十五歲太平洋戰爭,五十歲時的積極分子、勞動獎章,五十五歲被下放等等,透過紙張都感受得到的世事無常、艱難歲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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