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拿馬運河 閘門的魔法

當太平洋的地平線升起第一道晨曦時，運河工作人員已划船靠近輪船，將纜繩套在四個像坦克般的固定器，穩住船身，而不致偏移撞上船閘牆面。

一切就緒，充滿儀式感的一刻來臨：厚重的閘門緩緩打開，輪船以自身動力駛入第一道狹窄的船閘（lock chamber），短短數分鐘內，水位在封閉的空間裡緩緩上升，與下一個閘室齊平後，閘門再度關閉，阻隔海水進入淡水系統。

每一步驟如鐘錶儀器精準運作，使船隻與下一個船閘的水位齊平，這種「船閘運河」的工程像一座巨大的電梯將船隻一層層托起。我們的船以每小時一英里的速度緩慢移動，輪船和兩側船閘牆的距離只有6英寸，幾乎只是一個手掌的寬度，因此所有過渡輪船必須由兩名運河駕駛員操作，他們的決定權甚至高於船長，這在世界航運極為罕見。

當閘門緩緩關閉，我突然意識到，四百年前，哥倫布穿梭在眼前盡頭的叢林裡，他隱約知道另一邊就是海洋，卻始終找不到通往大洋的出口。

後來，加州的淘金熱席捲美國，無數人為搶先抵達，從美國東部搭船湧入巴拿馬，再轉搭船北上舊金山。即使必須穿越濕熱叢林與崎嶇地形，也勝過搭船越過南美洲合恩角（Cape Horn），節省至少兩個月的時間。

當年日俄戰爭爆發，俄國從波羅的海派軍艦航行七個月，饒了半個地球到達遠東時，戰爭差不多已經輸了。

在地圖上，巴拿馬只是一條細線；在歷史上，卻阻隔了兩大洋數千年。今日，很多人夢想從阿拉斯加一路開車暢遊南美洲，但遇到巴拿馬的達連隘口（Darien Pass）戛然而止，文明的道路在此中斷。

為什麼巴拿馬運河的修建，晚於蘇伊士運河半個世紀？十九世紀，蘇伊士運河的締造者法國企業家里希斯（Ferdinand de Lesseys）雄心勃勃地來到巴拿馬，卻把埃及沙漠的海平面運河計畫用在巴拿馬熱帶雨林，企圖將船駛過662公尺的高山叢林。

然而，最大的困難不是技術問題，而是一種神祕的疾病籠罩整個工程建設。工人們為了防止螞蟻爬上床，在床腳裝了水盆，以防螞蟻爬上，卻不知成為疾病的來源。七年間，兩萬多工人喪命，工程宣告破產，成為那個年代的經濟醜聞。

三個小時後，輪船駛入嘉通湖（Lake Gatun）。下午一場暴雨過後，湖面水氣瀰漫，兩岸叢林蒼翠濃密。很難想像，這片面積約有半個台灣的湖水，原本並不存在。

法國失敗後二十年後，美國接手這項「世紀工程」，羅斯福總統派了第一任工程師，帶著妻子和兩副棺材到巴拿馬上任，不到一年便請辭。

第二任工程師史蒂文斯（John Stevens）雖然兩年後也請辭，但是不再與大自然對抗，而是利用地形築湖蓄水，以船閘升降穿越高地，真正的「以水治水」。

而醫學上的突破也終於到來，古巴醫生和美國軍醫確認蚊子才是瘧疾與黃熱病的傳播者。奎寧的發明和大面積的消毒，有效地控制瘧疾和黃熱症的風險。直至今日，蚊子在巴拿馬叢林幾乎絕跡。

湖水掌握了運河的水位調節，而數萬名工人在此為文明進步奉獻了生命，他們在瘧疾和黃熱病的陰影下，鑿開熱帶叢林和嶙峋的花崗岩，十年的艱苦工程，終於完成這條橫跨兩洋的水道的運河。

經過閘門時，不少遊客戴上白色窄邊帽照相留念，我想起充滿傳奇色彩的羅斯福總統。他任命葛書（G. W. Goethals）上校統籌巴拿馬工程，並在雨季親自到運河工地，讓工程不再動搖，他不僅是第一位離開美國本土的在任總統，也是那個時代最懂行銷的政治人物，坐在巨型叉車裡，一身全白西裝頭戴白色禮帽面對媒體，那「巴拿馬帽」（Panama Hat）成為巴拿馬的象徵之一。

巴拿馬運河於1914年正式通航，美國貨輪「安康號」（SS Ancon）從紐約啟航，通過巴拿馬運河，在10天後抵達舊金山，縮短了八千里的距離和21天的航程時間。

經過十幾年的移交過程，於2000年以一美元轉賣給巴拿馬。 巴拿馬政府和人民不負眾望，不僅在2010年新建符合現代巨型輪船的大型船閘，更讓其經營業績蒸蒸日上。

我們從太平洋進入運河，航行51英里。十個小時後，上方跨越運河的百年大橋，眼前出現一片階梯狀被削開的山體，一百年多前，人類在此鑿開巴拿馬的天然大陸分水嶺 （continental divide），形成今日的庫萊布拉切口（Culebra Cut），使太平洋與大西洋終於在此相遇。

沒有香檳酒 ，也沒有煙火與歡呼，只有大西洋邊上的落日餘暉靜靜地等著我們。

我們只是111年來120萬艘通過巴拿馬運河的一隻小船，卻真切地感受到這個移動的國際舞台，世界的距離，自此被改寫。（寄自加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