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一的國族認同？誰在強迫台灣人民選邊站

賴清德總統啟動「團結國家十講」，僅進行至第二講，政治企圖已昭然若揭。他不僅把面臨罷免的在野黨立委比喻為「雜質」，主張須予以「打掉」，才能讓台灣民主淬鍊成鋼，以抵禦對岸文攻武嚇；更進一步將台灣人民區分為「中華民國派」與「台灣派」，聲稱真正的中華民國派必須反共，真正的台派必須護台，兩者相加才能「團結力量大」，推動國家進步與對抗中國併吞。

這番論述已不只是政黨對決的意識形態之爭，而是進入一種國族意識純化的極端政治操作。台灣人民被迫在兩個選項間做出抉擇：要麼站在民進黨主張的「台獨」立場，要麼就有可能被貼上統戰滲透的匪諜標籤。當「中華民國派」與「台灣派」被刻意切割，再重新拼貼成一種國家忠誠的新認同框架，其結果，就是透過此種忠誠審查，排除不從者。

日前台灣民意基金會董事長游盈隆指出，「大罷免已成台灣意識與中國意識之爭」，並強調台灣長期缺乏單一、清晰的國家認同，是政治紛亂的根源。此語表面中立，實則與賴清德的邏輯互為呼應，意在昭告國人：唯有在台灣意識與中國意識間選邊站，才能凝聚團結。這種「認同清晰化」的訴求，無異於推動極端的民族純化邏輯，帶來文化與身分認同的道德壓迫。

但台灣人民真的需要一個「單一且清晰」的國族認同嗎？事實上，台灣是個多族群、多記憶交織的社會，閩南、客家、外省與原住民的歷史經驗，共同構成今日台灣的樣貌。正是這樣的複雜性，使台灣民主能發展出兼容並蓄的公民文化。若以意識形態畫界，將和平務實者視為不忠，將異議者貶為雜質，台灣不但無助於團結，反令社會陷入內耗與焦慮。

賴清德身為「中華民國憲法」下的國家元首，更應明白領導者責任，不是畫界分群，不是製造忠誠壓力，而是穩定社會情緒，提供和諧共處的可能。在罷免案即將進入關鍵時刻之際，呼籲賴清德停止操作兩岸對立的敘事，也提醒社會各界，賴清德這種強烈要求選邊站的政治操作，無疑將把台灣推向戰爭邊緣。

在兩岸仍高度緊張的當下，台灣更需要的是一種理性、自信、兼具文化深度的「寬容式國族認同」，而非建立在去中國化焦慮上的防衛性認同。唯有如此，台灣才能在瞬息萬變的國際局勢中維持內部穩定，保持戰略靈活與自主性。

（本文取自6月26日聯合報民意論壇，作者為佛光大學教授兼社會科學學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