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老師忽然把我叫到辦公室，笑著問我：「你願意參加學校的鼓號隊嗎？」我立刻答應了。那時候，能進鼓號隊是件很光榮的事，我們不僅參加學校活動，還要參加迎接外國首腦的歡迎儀式。我為此興奮了好多天。

那是一九七三年的冬天，我正在醫學院四年級就讀，適逢寒假。大部分同學早已返家過年，也有人安排了環島旅行，宿舍裡只剩下幾名僑生留守，顯得格外冷清。

在廣州北部有一座山，並不算高，也不聲名遠揚，卻承載了無數人的記憶。這就是白雲山，廣州人童年的祕密花園。在我心裡，它始終如此。

芝加哥港（Port of Chicago）不在眾所皆知的伊利諾州芝加哥市，而是加州東灣康科德（Concord）附近一個不起眼的軍港，離我住的地方只有十幾分鐘車程。這個軍港因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發生的一個意外，帶出一段令人心酸又感動的歷史。

印象中，年輕時的父親非常好看（見圖），不高的身材，清秀精緻的五官，他和母親兩人一個英俊、一個美麗大方，是人人稱羨的佳偶。我在十歲時，有一天看著父母的五官，感覺他們真是好看極了。

又是十年過去，撥亂反正開始，張先生得以平反，被分配至一家科研機構擔任祕書。他欣喜萬分地登門報喜，得知我出身農村、家境清貧，便告訴我單位有不少機器鏽蝕需要清理擦洗，他可做主安排，問我是否願意前往。我欣然應允，帶著妻子與兒女，利用假日一同前往做工。結算工錢時，他輕聲說：「你家人多，收入微薄，我只能在職責之內，幫你掙些貼補，錢雖不多，也算聊補家用。」話語間，滿是蘇州文人的謙和與體恤。

父親是醫師，卻幹得一手好農活，尤其很會使用鋤頭。他挖的地畦十分平整，連地溝都整得筆直筆直的，像是用尺子量過，並且還非常乾淨，裡面都沒有一粒雜土。鋤莊稼的時候，鋤頭在父親手上輕巧得有如繡花針，圍著莊稼打轉，雜草全部鋤掉，一點都不會碰到莊稼。

印尼是世界第四人口大國，幅員廣大，從東邊伊利安加亞（Irian Jaya）到西邊蘇門答臘（Sumatra），比從美國紐約到舊金山還長。印尼擁有上萬個島嶼，以旖旎風光聞名，外國遊客到印尼的首選是「眾神之島」峇里島（Bali）；若到爪哇島，首選是中爪哇世界最大的佛塔婆羅浮屠（Borobudur），位於東爪哇世界級的景觀「布羅莫火山」（Mount Bromo）卻少人問津。布羅莫火山的名字來自印度教「創造之神」（Brahma，Bromo是爪哇話），山高七千六百多英尺，是一座活火山。

清晨，台階旁悄然鑽出一抹嫩綠，一顆新芽正探出頭，好奇打量著這個陌生的世界。沒過多久，它便呼朋引伴，引來叢叢小草，將昔日枯黃的土地點綴得生機盎然。它們在冰封的寒冬裡熬過漫長歲月，求生的信念從未消散，只在時光中默默沉澱，靜待春暖，重返人間。

有了經濟來源，媽媽卻並沒有輕鬆。作為一個身材矮小的年輕婦女，作為一個長期城市生活的家庭婦女，變成一個幹農活的主要勞力，加上作為一個逃台分子的妻子，她承受著常人無法承受的生活重擔和政治壓力。

前幾天偶然使用了掛在書架旁的小捲尺，引起退休已久的我又想起職場的一段往事。一九八八年夏天，橋梁設計公司派我出差，帶領十二個從上海來美國考察的工程師，去參觀我們公司負責的橋梁，有些早已通車，有些還在施工中。我的責任是代表公司接待客人，陪同參觀。

一九七○年代初，我在紐約市落戶定居下來。公餘之暇，我最熱中觀看的體育活動，並非老美們喜愛的足球、棒球或籃球，而是由聞名遐邇的法國潛水大王傑克庫斯托（Jacques Cousteau）所拍攝的一系列有關潛水活動的影片，每一集的影片都深深吸引著我，那片藍色海洋和瑰麗的海底世界，引起我無限的遐思和嚮往。

一九七八年九月七日我媽媽去世，迄今已近五十年。時間真快。

過去上海底層老百姓住房困難，是有名的。我父母搬家多少次不去說它了，我就說我成家後搬了十一次，一想起其中三次搬家，心中就無奈而鬱悶。

第二天我早上六時就到了衣廠，工廠的門還關著，我站在門口等。五月的紐約早晨，風還是涼的，可我不覺得冷，心裡從來沒有這麼踏實過。

Linda是我在鳳凰城第二家公司任職時的同事，公司生產各種防彈產品提供軍方使用，她負責採購裝甲材料。回想起她的故事，我的思緒也回到早年在第一家公司上班的一段難忘時光。

從鼓樓到前門大街，騎行在北京街頭，在這個季節裡，常與月季花海不期而遇。在車水馬龍、人流如織中，一條條月季花帶隨風搖曳，令人賞心悅目。

我站在曼哈頓唐人街的一條窄街上，右手插在褲兜裡，反覆摸著那張薄薄的地鐵卡，卡裡只剩下不到十美元，而我的房租已經拖欠了一個星期。儘管我沒有工作，但每天早上，我依然如上班般按時出門，目的只有兩個：我不想讓妻子看見我眼裡的茫然，更不想讓孩子知道我工作沒有著落。

夏祖煃先生是我的英語老師。上世紀六○年代我升入大學，有幸受教於夏先生，我對他的第一印象是「一介溫文爾雅的儒士」：面帶溫和微笑，聲音略帶磁性，語速不急不緩。這些特點我至今記憶猶深，但是夏先生的授課才是我受用一生的財富。

可是，對於生命最後的黃昏，父親比我們這些晚輩坦然得多。那時他常坐在藤椅深處，像一棵根系發達、不再急於拔高的老樹，靜靜地看著年輪在心裡刻下深痕。對於那個叫做「衰老」的季節更替，他早已抖落了一身的繁華，泰然自若。我眼裡的光總想讓河水倒流，想把深秋的霜化回初春的露，他卻笑著搖頭，說那是異想天開——誰見過熟透落地的蘋果能違背大地的引力，重新跳回枝頭？

九○年代初我獲得赴美交流訪學的機會，稟告父親後，很快收到回函。函中說：「你二伯父的大女兒——你的堂姊也去了美國，是開賭場的。你拿著他們的通訊地址吧，以備萬一。」我看著「開賭場」三個字皺起了眉頭，眼前不由得浮動著一群人影：戴著粗粗的金鏈子、梳著大背頭的老闆，身著旗袍、珠光寶氣的老闆娘，加上兩排穿著黑衣服的護衛打手……，這些來自老電影中的印象不一定正確，但是他們想必有錢有勢，三十多歲的我已經不是孩子，自忖跟他們的差距太大，怎麼能夠去攀親問故？再一轉念，在異國他鄉舉目無親，或許確有不得已的時候，於是揣上了這個地址。

快到父親節前，有個聲音在耳邊響起：寫父親吧，你不得不寫。我不敢相信，老爸才走了半年；我不敢相信，老爸沒有託夢給我；我不敢相信，老爸走前吃的那碗番茄麵，竟是我親手做的最後一餐。

時逢五一國際勞工節一百四十周年紀念日，我在芝加哥旅遊，特地去當年發生爆炸慘案的乾草市場參觀。

「春風化雨又一秋，桃李萬千遍五洲，菲島巴丹分手後，藍天萬里任遨遊。」一九八七年十二月，我離開菲律賓巴丹島難民營的「轉接中心」遠赴美國。在營期間，我是「文化適應」班的翻譯助教，臨走前，該班教師問我有什麼可留給她作紀念？當時我身無分文，就信手寫了這首詩送給她。沒有經過戰亂的人，很難體會和平、自由的可貴，我雖還同時把詩翻譯成英文，但她是否真的能領略其中寓意，則不得而知。

我從小膽子小，在學校不曾闖過什麼大禍，卻曾因無心之失，惹禍上身。

我們家是在一九八五年，搬出北京東單那個大雜院的。我之所以記得那麼清楚，是由於當時搬家的動靜比較大，我又年輕，所以印象比較深。而自從有了這個時間節點以後，也好讓我推算其他往事的時間，至少能大概知道是在搬家前，還是在搬家以後了。

一九四○年代後期，父親買了台收音機（見圖），上海話稱為「無線電」，擺在五斗櫥上。那年代中國沒有國產收音機，我家這台是美國產，其外殼是咖啡色的膠木盒，前面有兩個旋鈕，一個管音量，另一個轉動時，面板上的指針就跟著轉。

經過一個漫長而多雪的冬天，紐約終於迎來了鶯飛草長的五月，落櫻滿地，杜鵑怒放，春意盎然。每年此刻也是驪歌四起的畢業季節，家附近的哥倫比亞大學頓時熱鬧起來，行政樓前的平台上設置了主席台，兩旁搭起了巨大的臨時看台，圖書館前的大草坪上放置了井然有序的座椅。

除了雜貨鋪，我記憶裡最深的，還有露天菜市場。菜市不過是黃土地上的一個大棚子，四根木柱撐著頂棚，四面透風。平日裡菜就不多；到了冬天，幾乎只剩大白菜。可買白菜，卻是整個冬天裡最隆重的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