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賭場的堂姊

九○年代初我獲得赴美交流訪學的機會，稟告父親後，很快收到回函。函中說：「你二伯父的大女兒——你的堂姊也去了美國，是開賭場的。你拿著他們的通訊地址吧，以備萬一。」我看著「開賭場」三個字皺起了眉頭，眼前不由得浮動著一群人影：戴著粗粗的金鏈子、梳著大背頭的老闆，身著旗袍、珠光寶氣的老闆娘，加上兩排穿著黑衣服的護衛打手……，這些來自老電影中的印象不一定正確，但是他們想必有錢有勢，三十多歲的我已經不是孩子，自忖跟他們的差距太大，怎麼能夠去攀親問故？再一轉念，在異國他鄉舉目無親，或許確有不得已的時候，於是揣上了這個地址。

我們交流的私立大學對我們不錯，不但免了學費，更免了膳宿費，每月還給一百七十美元的零用錢，寒暑假另發旅遊補貼，如此度過一年回國，似乎相當不錯。然而，被六四天安門事件傷透了心的我，已經不想回到那傷心地。

不過，籠中的鳥兒一旦出籠，就會失去原有的那一口「嗟來之食」，必得找到食物和棲身之所，方能在自由的森林生存下來。我必須利用這一年的時間為第二年的生存打下基礎，做好準備，萬一拿不到獎學金，也要有足夠的錢支付學費，以維持合法身分。

當我在自由的森林中上下翻飛尋找生存之路時，才發現林中自有一套原先不甚了了的規則，也有語言不通、治安不靖的重重困難，更有文化衝突帶來的思鄉愁緒和前景不明引起的焦慮煎熬。

每月一百七十美元的零用錢即使分文不花，也不可能支付未來一年的學費和生活費。寒假將至，工作尚無眉目，走投無路之際，彷徨又彷徨，斟酌再三，遂試著給「開賭場」的堂姊和堂姊夫寫了一封信，提及迫在眉睫的工作需要，希望得到他們的幫助。

一邊寫信，一邊告訴自己：「急病亂投醫」而已，不要抱什麼希望，此為「不情之請」。台灣的二伯父在我的經歷中只是相片中的存在，何況堂姊？對於他們而言，我只是個八竿子都打不著的窮親戚，素未謀面的他們，對於我的信可以拒絕、可以表示為難，也可以假裝沒收到，一切都在情理之中。

很快，他們回信了，非常客氣，非常誠懇，表示願意幫忙，而且還打算往返開車六小時來接我去紐約市。我如釋重負，喜出望外。臨行時，因為堂姊夫突然感冒，他們電話通知我打算推遲兩天過來，我遂決定乘灰狗巴士進城，以免他們舟車勞頓。

三十三年前的那一天，我在四十二街的灰狗巴士總站，見到了我的堂姊吳榮榮和堂姊夫李文輝。那時他們四十多歲，中等身材，面含微笑，溫和而親切。

此時才知曉，他們從未開過賭場，父親的誤解來自於他們共同的遠親曾在賭場擔任發牌員。堂姊當時在一家醫療診所工作，堂姊夫是電腦工程師，沒有粗粗的大金鏈子，也沒有耀眼的珠光寶氣，但是我開心不已，當晚就給遠在中國的丈夫寫信：「他們不是開賭場的，他們是知識分子，跟我們一樣的知識分子。」

是的，他們是知識分子，是刻苦好學的知識分子。堂姊高中畢業後一邊上班，一邊在台北的大學夜間部完成了英文本科教育，並在電話公司獲得高薪職位；堂姊夫更是爭分奪秒，工作不息，學習不止，後來一度擔任IBM網路部門的高管。他們七○年代就移民美國，在紐約市北部買了住宅，每天開車一個小時上下班。

榮榮姊姊是個周到細緻的人，總是噓寒問暖，讓我感到賓至如歸；堂姊夫理性而深刻，學養深厚，為我出謀畫策，指點前路。夫婦倆伉儷情深，榮榮姊姊經常笑謔：「當年是我追他的。」他們陪著我聊天，聽著我絮絮叨叨講述過往的生活、親戚們的種種，對於我打算留下的願望表示共情和支持。

儘管他們時間緊張，卻提議並抽空陪我去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在那個寒假，榮榮姊姊帶我出入教會、查經班、商店、朋友的家，讓我了解美國生活的方方面面；堂姊夫多次開車接送我上下班。在他們的支持下，短短的寒假我淨掙了一千多塊美元，在當時是一筆鉅款。

在他們家我度過了來美國的第一個聖誕節。那天早上，我拆開禮物的包裝，看到了當時最時髦也是我最需要的Walkman隨身聽，我非常感動：他們只是普通的上班族，養著房子和兩個孩子，並不富裕，只是慷慨。

那天早上，坐在他們家的長毛拼花地毯上，斜倚著長沙發，聽著電視中的問候Merry Christmas，心中感到異常溫暖。是呀，感謝上帝，我這離籠孤飛的鳥兒，竟然這麼快就找到了親人。

時光荏苒如逝水，世事總難遂人願，堂姊夫早早離開了我們，成為我們這個小家在美國最大的損失，也是我們心頭久久的痛。在他的追思會上，我追憶了當年的窘迫和初次見面的喜悅，在座的親友們都是第一次聽說，由此可知堂姊和堂姊夫從不提及自己的善行。

我們何其有幸，遇到了不「開賭場」的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