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種族滅絕還是饑荒？

漫步在愛爾蘭，是一場美景與記憶的沉浸之旅。綿延起伏的綠色山丘、石牆籬笆、飽受海風吹拂的海岸線，以及充滿音樂與歡笑的村莊，勾勒出一幅溫暖且堅韌的畫面。然而，在明信片般的風景之下，卻掩藏著一段充斥著苦難及懸而未決的道德拷問歷史。

在最近遊覽愛爾蘭鄉間的旅程中，我們的導遊談到了眾所熟知的1840年代「馬鈴薯大饑荒」。隨後他提出了一個在行程結束後仍久久縈繞於心的問題：「究竟是饑荒，還是種族滅絕？」

這個問題令人不安。我們大多數人所知道的愛爾蘭大饑荒，是一場由馬鈴薯晚疫病引起的自然災害。但導遊挑戰了這單一的敘事，難道僅憑天意，就造成了100多萬人的死亡以及另外100萬人的被迫移民？還是政治決策將作物的歉收推向了人間慘劇？

我向導遊提出了一個顯而易見的疑問： ｢為什麼人們不種植其他作物來糊口？」答案令我大吃一驚。當時的人無法種植其他作物自給自足，是因為整個體制扼殺了這種可能性。

限於地主體制，愛爾蘭的佃農向不在當地的英國地主租用極其微小的土地。他們被迫種植經濟作物並飼養牲畜以支付租金，只留下最狹小、最貧瘠的土地來養活自己的家人。在如此微小的土地上要有高產量，馬鈴薯幾乎是唯一能夠為全家人提供足夠熱量的作物。

事實上，1840年代，愛爾蘭生產了大量的小麥、燕麥和牛肉。然而在英國法律的規定下，他們必須將這些產品運往英格蘭。每天滿載糧食的船隻，在軍隊的保護下駛離愛爾蘭港口，而種植這些糧食的人民卻在路邊活活餓死。

那些可憐的佃農甚至不能捕捉兔子或在溪流中釣魚，因為那些行為會被視為偷獵。偷獵者一旦被捕，會受到懲罰並被流放到澳洲的塔斯馬尼亞。

一些歷史學家認為，這場悲劇不應被貼上種族滅絕的標籤，因為當時並沒有一項滅絕愛爾蘭人口的明確英國政策。根據聯合國確立的法律定義，種族滅絕涉及蓄意破壞一個國家、民族、種族或宗教群體。

另一些人則反駁，體制性的冷漠與忽視同樣可以體現出滅族的意圖。當時一些英國決策者的公開聲明，表露出對愛爾蘭人極深的種族主義偏見。負責監督饑荒救濟的英國高級官員查爾斯·特里維廉（Charles Trevelyan）曾有一句名言，將這場災難形容為「上帝的審判」，並視其為一種社會改革的機制。

走訪愛爾蘭那些荒廢的村莊，我無法忽視這段歷史所帶來的沉重情感負擔，廢棄的小屋默默訴說著那些因餓死或流亡而消失的家庭，整個社區就此蒸發。愛爾蘭語本身也遭遇了巨大的衰退，因為許多最嚴重的災區正是愛爾蘭語通行區。

這場饑荒也重塑了全球愛爾蘭人的分布，數百萬人逃往美國、加拿大、澳洲和英國本土，許多人在俗稱「棺材船」上忍受了恐怖的旅程。對於世界各地的愛爾蘭移民後裔來說，這場饑荒並非遙遠的歷史，而是他們的家族史。

最令我震撼的是，這場辯論在今天的愛爾蘭依然如此鮮活。導遊並沒有給出一個簡單的答案。相反地，他邀請我們去批判性地思考權力、責任與歷史記憶。

冷漠忽視到了什麼程度，就演變成殘忍虐待？如果政府能夠阻止大規模死亡，卻選擇了經濟政策而非人命，歷史該如何評判這一抉擇？

「饑荒」這個詞聽起來過於消極被動，因為它暗示了天災的不可避免性。然而，即便是近兩百年後的我，身為一名遊客，也會提出疑問：面對一個原本可以輕鬆解決的問題，為什麼當時沒有採取任何措施來幫助那些苦難中的人們？

這就是為什麼在近兩個世紀後，這場對話依然充滿著情感張力。問題依舊迴盪，到底是種族滅絕，還是饑荒？也許，答案不僅取決於歷史學上的定義，還在於我們如何理解人類遭受苦難時的道德責任。（寄自明尼蘇達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