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客談／警務轉向社工 藍圖過於理想

市長曼逹尼推動設立「社區安全辦公室」，為未來以社工、公共衛生等方式分擔部分警務職能鋪路，他的初衷固然在於減少衝突、改善市政管理。然而，將原本屬於警察的部分職責轉移至社工體系，是否真能改善公共安全，仍有待檢驗。

首先，公共安全的核心在於「即時應對風險」。無論治安案件的背後是否涉及精神健康問題，一旦出現可能傷及他人的行為，其本質仍然是安全威脅。精神狀況可以解釋行為，但無法消除行為本身帶來的風險。當一個人存在潛在的攻擊性時，現場需要的是具備執法權與控制能力的專業人員，而非主要以輔導與介入為主的社工。若處置不當， 不僅不能解決問題，反而可能讓緊張升高，對當事人與周邊市民都構成更大危險。

其次，市政制度設計必須考慮到「最壞情境」，而非僅以理想狀況為基礎。曼達尼將部分警務轉由社工承接，隱含了一個前提，即多數相關事件可以透過非執法方式安全解決，但現實恐怕並非總是如此。紐約市街頭近年不乏突發暴力事件，部分涉及精神異常個體，卻在短時間內演變為嚴重傷害案。在此情境下，任何反應延遲或權限不足，都可能帶來難以想像的後果。制訂公共政策若忽略這一點，無異於將風險轉嫁給普通市民。

再者，警察制度的存在，本質上就是為了在不可預測的情況下以武力保護大眾安全。這並不意味否定社工與心理健康專業的重要性，相反，長期治理確實需要更多跨部門合作。但「補充」與「替代」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曼達尼恰恰將二者混淆了。若將原本屬於警務的職能過度外移，卻未建立清晰的分工與快速銜接機制，最終就可能出現責任模糊、應對遲滯的問題。

公共安全不應建立在理想假設之上。當政策設計無法回答最基本的問題，再宏大的藍圖，都難以令人信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