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柏林到都蘭的書寫 龍應台紐約演講回望生命史
作家龍應台日前應邀出席紐約亞洲協會(Asia Society)725沙龍，以具感染力的敘事，將聽眾帶往柏林圍牆倒塌的瞬間、1949年大遷徙的殘酷現場，以及她如今隱居的台東都蘭山區。她回顧自身經歷，敘述自己從鋒芒四射的青年寫作，再到更慢與更靜的書寫，從站在舞台中央，再到學會退回山腳下，重新思考人類與萬物的關係。
喚醒被輕慢對待的「生命史」
在此次的演講當中，龍應台首次與讀者分享了著書「大江大海1949」的起心動念。她回憶在1989年柏林圍牆倒塌後，當時正生活在德國的她看見東西德兩邊的工程師，一起研究一張幾十年前的舊地圖，討論如何將已經切斷幾十年的地鐵線，再重新連接起來。這一幕讓她聯想到自己的家族在1949年也被徹底切斷，但其中的歷史，卻從未被認真書寫。
但儘管在1989年已經起念，龍應台坦言，生活過於忙碌，她直到1999年才開始收集資料，隨後又因出任台北市首任文化局長而再度擱置。真正讓她感受到歷史緊迫感的是2004年。那一年，她的父親過世了。
父親的去世對她而言是一聲巨大的警鈴，她意識到不能再蹉跎，「86歲的父親走了，代表的是如果說歷史有一扇門，那麼這一扇門大概已經快要關閉了，只剩下最後一點縫。」
龍應台回想過去，當父親試圖訴說他15歲從湖南鄉下走出來、在戰亂中死裡逃生的經歷時，身為和平年代長大的後代，她的態度卻始終帶著一絲「輕慢」。父親在生前，曾反覆提及一個讓他哭了一輩子的故事：他八歲時在茫天大雪中走山路回家，卻因為雪光刺眼沒能接穩母親遞來的一碗乾飯。但當時的龍應台與她的孩子們在聽這些故事時卻往往難以共情，有時還說「你又來了，聽過了啦」。而直到父親去世，她才驚覺自己對「最重要的生命史」，竟是如此輕侮與無視。
在演講中，龍應台特別借用了剛去世的德國哲學大師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的闡釋，將「生命史」定義為「生命的根源」(Lebensgeschichtliche Wurzel)，指每個人對於價值觀或堅毅或執著的選擇，其實都有一個明確的「來處」。
她指出，若一個人沒有意識到自己的生命的根源，就不會真正地敬畏歷史與生命，而清楚自己是從哪裡走向哪裡，心裡才會感到篤定與安定，「當進入意識的思考點，前方的路會更清楚，在30年後回頭看時，才不會因不清楚來龍去脈而感到懊悔。」
龍應台自省，過去她通讀各種歷史，卻不曾接觸這段與自己血脈相連的生命史，是生命自覺的缺失。因此，她在此後放下一切，全心投入「大江大海」的書寫。
「打撈小人物 和超越戰場的良知」
在「大江大海」的寫作當中，龍應台採取了與傳統史書截然不同的視角：她不寫英雄或是大人物，而是專注「打撈小人物的憂傷悲喜」。她形容這本書是她的「文學大祭場」，是「重的書寫」，以祭奠那些兩岸掌權者都不願面對的千萬具白骨。
當被問及歷史是由幾位大人物決定千百萬人生死、專注書寫小人物是否重要之時，龍應台回應，「大江大海」並非學術論文，它是以一個母親的口吻，寫在19歲兒子接到國家兵書時對他的叮嚀。在現場，龍應台模擬了那位母親的詰問：「孩子你19歲，你要去服役了。來，你坐到我面前，我跟你好好說一下我所認識到的戰爭。」
龍應台強調，進入軍隊即意味個人「自動承諾」，成為了殺人機器的一部分。大人物之所以能一將功成萬骨枯，歸根到底是因為「小人物」容許了這種機器的運作。如果每個人對自己的命運與個人責任沒有生命史層級的覺醒，就會永遠容許大人物決定集體的命運。
在書中，她不僅打撈長春圍城下無名的國軍或共軍死者、被騙入伍的台灣原住民士兵，還寫了熱愛文學卻死在東南亞叢林的日本青年，以及死在莫斯科冰天雪地裡的德軍士兵。面對「消解歷史、削弱立場」的質疑，龍應台回應，在受到時空限定的是與非的標準之上，她相信還有一個超越戰場本身(above the battle)的「真正的終極正義或良知」。對她而言，那些被國家兵書送到異鄉送命的青年，在另一層面上，也都是受國家所害的被害者。
都蘭生活：重新與地球「誠實」對話
面對近年來世界格局的巨變及民主體體制的混亂，龍應台承認，就像哈伯瑪斯在生命的最後幾年那樣，看到自己曾主張並努力奮鬥過的整個價值系統的崩潰，她也自認受傷，有自我修復的需要。她在近年移居台東都蘭山區，與果農、漁民、獵人、原住民為伍，展開太平洋畔的山野生活。
也是在這一期間，她開始更深入反思作為「21世紀知識份子」的一天，如她一般的知識分子，總是關在都市的小格子裡談論疫情、戰爭與氣候變遷，但身體卻對地球毫無體驗。她質問自己：「如果我人生全部的知識，都來自於死人的理論辯證、室內的靜坐閱讀、咖啡館的高談闊論、孤單下的抽象的思索，那麼在談論什麼理論，在主張什麼態度的時候，我能夠算是誠實的嗎？」
在都蘭，她開始學會與蛇共處，並透過畫蛇的解剖圖來克服恐懼。她觀察糞金龜推動糞球，並查閱文獻發現這種小昆蟲竟是靠著「銀河的光」來辨別方向。她也談到了與原住民鄰居的對話，當她家中的山泉水管被野豬踩斷時，原住民的話讓她深受啟發：「怎麼會是野豬採斷你的水管，是你把水管放到野豬的家裡了。」近距離的生活與身體力行，讓她重新思考人類與自然的關係，體會到野豬、蛇、雞等萬物與她眾生平等，「我第一次具體地認識到，我只是地球上的動物之一。」
在都蘭的生活，也促成了探討她與萬物間關係的著作「注視──都蘭野書」。龍應台在最後表示，進入大自然生活，並非因為對現實政治失望而選擇避世的「向後退」，而是她個人再一次「向前走」的生命實踐。從早期的社會評論「野火集」，到打撈歷史的「大江大海」，再到隱居台東的「都蘭野書」，這條線並非越寫越小，而是越寫越大，但其中不曾變化和一脈相承的，則是她「對世界的巨大好奇」與慈悲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