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照相館」背後 16張照片與一段藏了半世紀的祕密

一本記錄日軍暴行的相冊，成為兩個年輕人命運的分野。以南京大屠殺為題材的電影「南京照相館」上映後，讓許多觀眾在黑暗的影院裡流下滾燙淚水。電影的原型源於羅瑾與吳旋經歷的真實歷史，縱然時光遠去，照片可能褪色，但故事需要講下去。

羅瑾與吳旋兩位老人已經過世多年，新京報重新揭露了這段往事。

1923年，羅瑾生於南京，祖上是滿族人。他自幼家境貧寒，讀過幾年私塾後，便輟學在南京中山東路，原財政部對面雨花巷口的「上海照相館」做學徒。

1937年12月13日，日軍攻陷南京，進行了長達40多天的大規模屠殺，14歲的羅瑾在國際安全區裡躲過一劫。1938年元月，羅瑾又在南京估衣廊一家新開的「華東照相館」裡謀得差事。

日軍暴行照 他留下備份

某天，一個日軍少尉軍官走進照相館，掏出兩個膠卷遞給羅瑾沖洗。「他用的是櫻花牌」，羅瑾對當天的細節印象深刻，大屠殺進行了數周，電力遲遲沒有恢復，只能通過日光洗照片。在換水過程中，羅瑾被那些照片嚇了一大跳，日軍對南京老百姓殺人強姦等暴行，就這樣赤裸裸地呈現在眼前。

恐懼之餘，羅瑾生出一個樸素的念頭，「想辦法把這些照片留一套下來」，他轉身去了暗房，「匆匆忙忙、心驚肉跳」把那些照片又洗了一套出來。從此以後，陸續有日軍前來洗照片，羅瑾也都多洗了一套。漸漸地，他保存了30多張沾滿鮮血的罪證。

考慮到受害者的尊嚴，他剔除了那些強姦凌辱女性的照片以及一些曝光不足、曝光過度的照片，最後留下的照片一共16張，並用厚卡紙裝訂成一本小相冊。貼好照片的深夜，羅瑾在相冊封面上畫了一顆淌血的心臟，一把刺向心臟的刺刀，一個「恥」字，以及一個代表「為什麼」的問號。為了紀念那些死去的人，他給這些圖案勾了黑邊。

相冊寫「恥」 緊帶在身邊

就這樣，這本相冊如一顆定時炸彈般陪伴著羅瑾東躲西藏。1940年，為討口飯吃的羅瑾，報名參加汪偽政府警衛旅直屬通訊隊。在毗盧寺受訓期間，羅瑾把相冊用膠布貼在床板的下方。

1941年年初，汪精衛要對通訊隊進行視察，在例行檢查中發現了一顆來歷不明的手榴彈，寺廟內緊急開始了一場大清查。羅瑾慌了神，相冊顯然不能再放床下了，情急之下，他來到茅廁，在牆上摳了一個洞，將相冊塞進去，然後再用泥巴將洞堵住。

羅瑾每天都要去茅廁確認相冊是否完好，大約十天後，他突然發現相冊竟然不翼而飛，他嚇得全身冷汗。

整個通訊隊只有羅瑾是照相館學徒出身，他意識到，如果查起來，自己一定是最先被懷疑的對象。於是，家裡託關系給他請了個長假，羅瑾連夜逃往安徽鄉下避難，此後流亡多地，去過上海、西北，最後隨兒子在福建大田縣落腳定居。

羅瑾不知道，那本相冊被通訊隊裡同齡的吳旋帶走了。

當日凌晨，吳旋去後院如廁。在低矮的禪房茅廁裡，他注意到牆角磚縫處的異樣，掏出來一看，是一個巴掌大小的相冊，十餘張日軍猙獰的屠殺照片赫然在列。

吳旋嚇壞了，他把相冊揣進貼身襯衫裡，心跳得很厲害。

那段時間通訊隊已經傳出寺廟內藏有日軍相冊的風聲，一位政訓員召集全體學員訓話，聲稱現在是中日親善，如果不交出皇軍的相冊，後果十分危險。

那時是吳旋距離危險最近的一次，即使很多年後回憶這段經歷，他仍然感到十分恐懼，「幸好那天沒有搜身，如果搜身的話，一定會被發現，當場槍斃」。

有了那次全體訓話後，吳旋也在思考能把相冊藏在哪裡，他們班住在毗盧殿內的萬福樓裡，樓上是方丈的寢室，樓下的大殿正中是一尊金身彌勒佛。吳旋靈機一動：就是那裡了。

彌勒佛底座的藏匿處

集訓隊兩小時要換一次崗，趁著夜裡換崗的時間，吳旋將相冊放在彌勒佛背後底座的一個洞裡。和羅瑾一樣，吳旋每天都要去確認一下相冊是否還在。

1941年秋天，經過大半年學習，吳旋分配到通濟門外五團當修電話機的技師。在離開前，吳旋趁著夜色來到彌勒佛背後，取出了那本相冊，放在黑色皮包底層。來不及和同學道別，吳旋帶著行李和那個黑色皮包，匆匆忙忙離開了毗盧寺。

那本相冊一直躺在吳旋的黑色皮包裡，直到1946年。

吳旋當時住在南京四條巷小楊村，失業的他翻看報紙尋找招工信息，一條「谷壽夫押解來京」的新聞吸引他注意。　　當年，全南京城貼滿告示征集南京大屠殺罪行的證據，吳旋知道，那本相冊應該去該去的地方了。他打開塵封已久的黑色皮包，取出那本藏了多年的相冊，送到位於新街口的南京市臨時參議會。

只讀過幾年私塾的吳旋鄭重地寫下呈文，「經無數困苦，始終未忍遺棄，以便將來供與敵人清算之資料」。寫完後，他重重地按下一個手印。

第1號證據 讓日將認罪

1947年2月6日，國防部審判戰犯軍事法庭在南京市黃浦路（中山東路口）的「勵志社」黃埔廳大禮堂，對南京大屠殺主犯之一谷壽夫開庭公審，這本相冊作為「京字第一號」證據在法庭呈現。據報紙所載，谷壽夫被偵訊時，曾見面色變，慌亂不能自持。

這本相冊成為谷壽夫被定罪的鐵證。1947年4月26日，谷壽夫被押送至雨花台刑場，依法槍決。

新中國成立後，吳旋在江南汽車公司做過駕駛員，後來進入南京市蔬菜公司負責倉儲供應。他娶妻生子，過著平凡的日子。但他始終有一個心結，當年作為定罪證據呈交的相冊在審判後並沒有歸還給他，吳旋很想知道，那本相冊下落何方。

和他一樣在默默尋找相冊的，還有遠在福建的羅瑾。帶走相冊的人是誰，羅瑾既好奇又耿耿於懷。

1990年的夏天，羅瑾在南京的舊友之子出差到福建廈門看望他。這位晚輩提及，媒體報導了一名叫羅瑾的青年在南京大屠殺期間冒死保留了一本日軍燒殺劫掠的相冊，羅瑾聽完，心裡就像平靜的湖面被投下一顆石子。

直到朋友在1991年寄來一份上海「文匯報」給他，上面刊登了吳旋的專訪，羅瑾壓抑多年的謎團就此被揭開。

1993年10月，趁著回南京給老伴掃墓的時機，羅瑾去了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在陳列室，羅瑾一眼認出了他收藏的4張照片，「這些就是我原來保存的」。他的話驚動了工作人員，紀念館資料部主任趕來將他請到接待室，聽他講述照片的來龍去脈並錄像留存。

回到大田縣，羅瑾仍然經營著「上海照相館」。1994年11月底，店裡來了一位客人沖洗照片，在等待的時間裡，羅瑾聊起了這段往事。

這位顧客是林春忠，當年他在大田縣委報導組工作，職業敏感性讓他意識到這是一個可以挖掘的題材，林春忠立刻為羅瑾拍攝工作照，寫了一篇圖片新聞寄給「三明日報」編輯部。一周後，「三明日報」要聞部的編輯張盛生坐了大半天班車趕來大田，採寫了「血證」長篇通訊刊發。

羅瑾的故事被多家媒體轉載，也因為媒體的爭相報導，促成了羅瑾與吳旋的重逢。

抗戰勝利50周年 兩人激動雙手緊握

1995年，抗戰勝利50周年，羅瑾回到了南京。當年6月9日，他們共同受邀參觀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那是兩人時隔半個多世紀的首次重逢。

「我叫吳連凱，你知道吧？」吳旋笑呵呵地朝羅瑾打招呼。為了紀念抗戰勝利，他把原來的名字吳連凱改成了吳旋。羅瑾愣了兩秒鐘，脫口喊出吳旋當年的綽號「黑皮」。吳旋感嘆，「你走了後，我們遭了不少罪」。從少年到暮年，兩位年過古稀的老人，兩雙手緊緊握在了一起。

吳旋的女兒吳建琦至今珍藏著羅瑾來南京時的照片，吳旋在照片背後寫下備註：95年6.9，在南京大屠殺紀念館廣場與羅瑾及其子羅祖英合影。當年兩位老人聊了很久，彼此都很感慨。

1997年7月，吳旋因賁門癌去世；2005年，羅瑾也在上海病逝。

報導指出，電影「南京照相館」上映後，62歲的吳建琦和家人走進電影院，看這段與父親吳旋有關的故事。

吳建琦吐露，父親是一個低調謹慎、沉得住氣的人。自己是在上世紀80年代才知道父親的祕密。某天，還在上學的侄子回家向長輩們說起學校組織參觀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的見聞，提到展館內一本日軍在南京燒殺劫掠的相冊，吳建琦說，當時父親只在一旁靜靜聽著，並未作聲。

沒過幾天，父親突然提議讓吳建琦陪他去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在展館內，吳旋見到了那本巴掌大的泛黃相冊，「這不就是我當年藏的那本嗎？」吳旋情緒激動，手指顫抖著指向玻璃展櫃中的相冊。

吳建琦回憶，館長聞訊趕來，確認了父親的身份，激動的說：「吳老，我們一直在找你啊」。原來，新中國成立後，吳旋將吳連凱的名字改為了吳旋，導致相關部門一直未能聯繫上他。

那是吳建琦第一次聽說父親驚心動魄的往事。而那本相冊的製作者羅瑾，同樣守了這個祕密數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