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痛二戰傷口 「大將、大佐」再現 中日解凍難上難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的「台灣有事」論後，中日關係急轉直下，最近日本將自衛隊的軍銜制恢復二戰時期的「大將、大佐」舊稱，更讓中國憤怒不已，中日關係近期解凍恐是難上加難。

數月來，日本多項舉措被視為針對中國的敵對措施，包括大幅增加軍費、準備棄守「無核三原則（不擁有、不製造、不運進核武器）」，在西南諸島部署瞄向中國的進攻型飛彈，日本雷號驅逐艦以慢速通過台灣海峽，自衛隊在菲律賓呂宋島北部向南海方向發射88式反艦導彈，這是二戰後日本首次在海外發射進攻性武器等。

中國外交部、國防部多次抨擊日本推動修憲試圖再軍事化。而在日本眾多措施中，又以恢復舊時期的「大佐」（相當一般國家的上校），讓中國一般民眾強烈反感，因為它勾起中華民族巨大傷痛的歷史記憶。

二戰之後，日本廢掉大佐、大將，是因這套軍銜被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定性成為戰爭符號，如今恢復舊軍銜，也回復了日本軍國主義的「皇軍」，讓中國懷疑自衛隊不再局限日本和平憲法規定的職守範圍。

中國民眾對二戰日軍「大佐」軍銜如此痛恨，因它直接與戰爭罪行關聯，大佐是舊日本陸軍聯隊長的標準軍銜，通常指揮約3000至4000人的作戰單位，是侵華戰爭一線行動的核心指揮者，當年這些指揮官經常擅自行動，是典型的「將在外、軍命有所不受」，導致事態擴大的好戰強硬派。

1928年皇姑屯炸死張作霖的河本大作，1931年九一八事變的板垣征四郎，1937年盧溝橋事件的牟田口廉也，同年參與南京大屠殺的瀨谷啟，他們當時都是以大佐的身分直接指揮或縱容部隊對中國人的暴行。幾十年來，經過電影電視、各種刊物回憶錄等，「大佐」已成為侵略、屠殺、殖民中國的代名詞，是中國人集體記憶中的創傷符號。

中國認為日本更名軍銜是再一次對歷史反省的背棄，進一步在受害者及其後代的傷口上撒鹽，更是軍國主義復辟信號。在此情境下，中日關係想改善根本是緣木求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