抄家前後(下)

幾個月之後，抄家之風略緩，我們的小學也復課了。一天放學後，一踏進家門就覺得哪裡不對，仔細一看，桌子上的收音機沒了，再一看，怎麼鬧鐘也沒了。這是我們家最值錢的兩個家當。 

我有點驚慌地問：「奶奶，收音機和鐘到哪裡去了？」奶奶說：「你大伯父來拿走了。他說，怕人家來抄家。」 

奶奶好像不大高興，我更不高興。抄家之風好像過去了，有必要嗎？那個大晶體管收音機，外殼綠中帶點黃色，看上去猶如晶瑩的翡翠，非常漂亮，是文革前媽媽送給我們的。鄰居家的姐姐有一次教會了我如何收聽慢速節目，從此我每天靠它練習速記，也順帶收聽一些文化節目，是我用來學習的工具。這樣的收音機整棟樓不會超過兩台，是有點顯眼。可是他拿走了，我怎麼辦呢？我決定星期天去他家拿回來。 

星期天下午我走了四十分鐘的路，去大伯父的家。到了他住的二樓，卻發現他的家已經不在那裡了，那裡住的是陌生人。 

怎麼會呢？發生了什麼事？我到處問，終於問到了他的新家，就在他們那棟樓後邊的一個巷子裡，是一個用破磚瓦倚牆搭建的小屋，沒有窗子，七倒八歪的，本不是住人的地方。我覺得不可置信，才幾天時間，他們怎麼搬到這裡來了？大伯父是很有生活情趣的人，家裡原來收拾得十分齊整，有一套紅木家具，還有一個長方形的魚缸，養了些金魚。

我敲門進屋，看看大伯父的家，只剩下兩塊破床板和床上堆的破被子、身上穿的衣服，還有靠門邊的一張顯然是撿來的三條腿破桌子，連椅子都沒有，我只能坐在床板上，面對著一步開外的桌子和門。環顧四周，不由暗想：「家徒四壁」就是這樣的嗎？ 

我覺得像做夢一樣：「大伯、大伯娘，你們怎麼搬到這裡來了？」「我們的家被抄了，被趕到這裡來的。」話音剛落，就聽見「砰」的一聲，房門被踢開了，一個人影出現在門口。

我嚇了一跳，抬眼望去，那是個十一、二歲的少年，與我的年紀差不多，穿著髒兮兮、皺巴巴的衣服，戴一頂癟癟的帽子，雙手插在褲袋裡，一看就是一個無所事事的街頭小混混。

他就那樣站在門口，昂首挺胸，瘦削的臉上現出不可一世的神態，冷冷地俯視著我們三個人，很快就移開了目光，在屋子裡從左至右尋索一遍，沒有發現任何新東西。最後他的視線落在了右手邊靠門的破桌子上，那裡放著我剛進門時帶來的兩個橘子，他就抓起那兩個橘子，揚長而去。從踢門到離開，不過兩三分鐘。

我懵了：怎麼回事？朗朗乾坤，光天化日，竟有人入室搶劫？ 「看到了吧？」大伯母說：「他們就是這樣，天天來，看見東西就拿。你的收音機和鐘，都被拿走了。」「他們是什麼人？」「什麼人？鄰居啊。不是造反派，也不是紅衛兵，只是我們成分不好啊……。」大伯母哭了。

我無言以對。那條巷子裡的一片慘兮兮的白色早就教會了我：成分不好是一頂石磨，把你壓得矮了一截，什麼人都可以踩，什麼人都可以踏，這也是我們無力反抗的原因。我們真的怕這小混混嗎？我們怕的，是他背後的力量：領袖的呼召，革命的名義。 

我心裡很痛，自然不能提收音機的事，也不忍責怪大伯拿走了它和鐘。自從文革開始亂了之後，我已經失去了牛奶，我們不得不停訂了，擔心被人指責為資產階級生活方式；後來又燒掉了那些好書，現在又失去了收音機和鐘。走在回家的路上，我的心裡空空落落的，我覺得我的家已經被抄過了，家裡還剩下什麼可抄的嗎？（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