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讀英語班(上)

一九七六年，中國的文化大革命終於結束。文革過後不久，學英語、去美國留學掀起高潮，我也被捲入了這個浪潮之中。回想從一九七八年到一九八六年我赴美為止，讀了多個英語班，學了八年英語，而且基本上是在業餘時間完成。那年，托福成績考到五百五十分，自認已為出國讀研打下了堅實的英語基礎。但是，到美國大學報到後，我卻沒馬上進研究所，而是進了專為外國學生開設的英語班學習，這是怎麼一回事呢？且聽我從頭道來。

一九八六年，中國的貧窮和美國的富裕猶如一道巨大的鴻溝，無法跨越。那年，匹茲堡大學研究所雖然錄取了我，但卻沒有提供獎學金或助教金。而當時家中絕無可能拿出供我留學的費用，我只有拼湊來的一百六十五塊美元，根本無法繳納昂貴的學費。

於是，我根據朋友的建議，從當年九月到十二月，先在紐約打工，靠著送外賣總算積攢到一筆小錢。在一九八七年的一月初，我懷揣著幾個月打工得來的辛苦錢，來到了匹茲堡大學，準備開始我在異國他鄉的學習生涯。

然而，到了匹茲堡我馬上就知道，這學費我還是付不起。當年匹茲堡大學一學期的學費是三千八百元，而我在紐約辛辛苦苦打工三個月，才賺了兩千不到，還差得遠。於是，我去找了我就讀的戲劇系的主任，對他說付學費有困難，他表示理解，但本學期（春季）助教金早已分完，他說可以考慮在秋季授予我助教金。這倒是挺有意義的承諾，但問題是我的春季學期怎麼辦？從系主任辦公室離開後，我只能到處去打探解決辦法。

有人告訴我，在匹大還有一個專為外國學生開辦的英語班，學費相對便宜，可以作為過渡，此英語班學費是一千五百元，這是我當時勉強可以拿得出的一個數目。我於是決定將讀英語班作為過渡，並將此事告訴了系主任，他雖然不太同意，但還是表示尊重我的選擇。

於是，我開始了在英語班四個月的學習。這個班不大，學生大約二十人，有來自沙烏地阿拉伯、科威特、義大利、西班牙、阿富汗的，當然也有來自亞洲國家的。不過，來自亞洲的只有三人，我是唯一一名來自中國的，還有兩個女生，一個來自日本，一個來自泰國。

這是我生平第一次近距離、面對面地，和這些國籍不同、膚色不同、文化不同、貧富不同的同學相識及相處。但有一點他們和我相同，他們和我一樣來到一個陌生的國度，說著疙疙瘩瘩、本國口音極重的英語，試圖融入這個新的環境，這個共同點拉近了我們之間的距離。

雖然英語班只是學習語言，但課程還是安排得很緊。所有課程都安排在早上，從九時開始到下午一時結束，一共四門課，分別是：語法、閱讀、聽力及寫作，從周一至周五，每天都是如此，而且每門課每天都安排作業。這讓我感到有點壓力和緊張，因為除了上課和作業，我還要在一家中餐館打工掙生活費和下學期的學費。

我當時找的是一份在餐館洗碗的工作，每天從下午五時幹到晚上十二時。餐館離我住處有點遠，我必須在下午四時不到就出發，搭乘公交車去餐館。晚上我打完工回到住處，已是凌晨一時多，而第二天早晨我必須八時就起床，以便能趕上早上九時的第一節課。

說實話，這樣緊張的時刻表，我開始確實有點感到對付不了。但是，我告誡自己，到美國來留學是我自己的選擇，就是準備來吃苦的，一定要堅持下來。

漸漸地我終於習慣了這種緊張的生活。早上起來時，我不但要梳洗吃早飯，還要準備中午吃的三明治。因為時間緊促，我中午不會回到住處吃飯；學校是有餐廳供應午餐，但是我絕對不會在餐廳吃飯，原因很簡單，吃不起。早上四門課上完之後，我在被稱為「學習大教堂」的匹茲堡大學主樓裡，找個可以坐的地方，匆匆吃掉我的三明治，然後到圖書館複習功課、做作業。三時半以後，我離開圖書館，搭公交車去餐館上班，每天如此。

我的努力總算取得一點成果，學期結束，我在四門課中得了三個A，一個B。（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