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工團到貴陽

一九五○年六月，解放軍第二野戰軍高層決定將我所在的二野後勤政治部文工團調往貴州軍區，與貴州軍區文工團合併，成立貴州軍區政治部文工團；團長劉年雲，政委李蔭池。

飽含期待的六月下旬，全團在作戰部隊的護航下，乘坐三輛大卡車，從重慶啟程，駛向貴陽。重慶與貴陽相距約五百公里，沿途崇山峻嶺，整整用時兩天。

行軍的第一夜，部隊在川黔交界一處小鎮宿營。清晨，起床號響起，隊伍迅速整裝待發，五分鐘集合，五分鐘早餐，鐵的紀律，文職人員同樣不例外。一名女團員忙亂中耽誤了時間，急匆匆上車，卻在行軍途中驚覺背包遺落在住處，裡面有自己的手槍。軍人丟槍，這可是「大恥」，所幸槍最終被找了回來，這名女團員僅受了大過處分。

當時貴州匪患嚴重，我們乘坐的汽車車頭都架著機關槍，行程中，我們也看到了土匪。當時，車隊行進在蜿蜒的山間土路，遠處山嶺上，赫然可見武裝土匪逆行而來。我們的任務是行軍，土匪不主動進攻，我們也不招惹他們，正所謂「大路朝天，各走一邊」，雙方如此相安無事，多半因為我們武裝力量強大，土匪不敢輕舉妄動。

一路上士氣高昂，大家吟詩作歌，豪情萬丈。其中有首歌這樣唱到：「清溪鎮，九盤山，七十二拐，婁山關，千山萬水看不見，貴陽在哪邊。」大家你一句、我一句，歌聲在山間迴盪，情景交融，今人感覺分外浪漫。

險峻的川貴山路，途中確實有一段，從山腳到山頂盤旋而上，蜿蜒曲折，經過「七十二拐」。不少拐角處，車輪距離旁邊的懸崖不過半米，驚險萬分，每到此時，全車鴉雀無聲，人人屏息靜氣，耳邊只有車輪膠皮壓在土路碎石上讓人心驚肉跳的「渣渣」聲。七十二個彎道之後到達山頂時，雲霧繚繞，寒氣襲人，我不禁脫口而出：「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心裡有種如釋重負的感覺。

第二天下午，我們終於抵達貴陽。剛一下車，就得知一個令人悲哀的消息：貴州軍區文工團在松桃縣為剿匪部隊慰問演出歸途，遭土匪突襲，傷亡慘重。

事件經過是這樣的：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三日，土匪得知文工團行程，遂組織數百人設伏在三座山頭。文工團與護衛車駛入伏擊圈後，土匪突然襲來，猛烈射擊，團員與護衛班戰士共同作戰，終因寡不敵眾，二十三名同志壯烈犧牲，十二名為文工團員，十一名為護衛戰士，另有兩名女團員被擄走。

知此消息，五兵團司令員楊勇震怒，下令貴州銅仁的駐軍剿滅這股土匪。部隊連續追擊七天七夜，終於救出被俘的兩名女團員，全殲匪徒，活捉匪首唐漢雲，並在公審後將其槍決。

抵達貴陽次日，文工團全體成員參加了烈士追悼會，至今我仍銘記徐亞飛、龍雲珍這兩名英烈的名字。龍雲珍是名演員，追悼會上她的母親泣不成聲，被兩人攙扶才能堅持參加完追悼會。徐亞飛是在與土匪拚刺刀時壯烈犧牲，其所在的文工團二隊後被命名為「亞飛隊」。這一事件，令全團很長一段時間沉浸在悲痛中，大家深感和平實在來之不易。

到達貴陽，後政文工團與貴州軍區文工隊合併，編制擴展到四百餘人。在首次全團大會上，軍區政治部首長、團長和政委分別講話，副團長汪德榮的開場白尤為令人難忘，他自我介紹說：「我叫汪德榮，汪精衛的汪，德國法西斯的德，賣國求榮的榮。」以詼諧幽默的方式，道出漢奸汪精衛的歷史罪惡，引得全場哄堂大笑。

此後，上世紀八○年代末九○年代初，我在貴陽再次見到汪德榮。彼時，他剛從雲南軍區文化部部長職位上退休，來到貴陽，與幾個戰友合作撰寫一本關於國民黨著名抗日將領范築先的書。書成後，他親筆簽名贈送給我一本。

文工團有個能歌善舞的小團員莫梅英，一九三七年出生在江蘇省溧陽，由於家庭貧困，十一歲便到南京，給有錢人家做丫頭。一九四九年四月南京解放，六月時她虛報了兩歲年齡，與我前後考進二野後政文工團。

因年齡相近，都偏小，我倆同被分配到文工團四隊，我的專業是吹笛子，她的專業是舞蹈。由於實際年齡只有十二，她身體柔弱，文工團進軍大西南途中，時常被年長的老大哥放在籮筐裡挑著行軍，另一邊搭上一個情況相仿的小團員。

十二歲的梅英雖長相平平，卻活潑大方，人見人熟，交了很多朋友。部隊進貴陽時，當地能歌善舞的苗族等少數民族載歌載舞，歡迎軍隊進城。當天，貴陽著名的「阿嘛照相館」攝影師現場抓拍，留下一張彌足珍貴、文工團員與苗族同胞對舞的照片（見圖）。這張照片，被放在照相館櫥窗展覽了好長時間，照片中活潑可愛的女兵，正是年僅十二的莫梅英。

不出幾年，女大十八變，梅英長成一個婀娜多姿、身體健壯、漂亮的大姑娘。她成家以後，我們兩家往來密切，老戰友之間的友誼持續了七十五年，直到現在。每每回想到她那帶蘇北口音一聲聲「老戰友」的親切話音，就彷彿回到了那些充滿夢想與希望的青春歲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