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徹底錯位的鄉愁 Jean Fritz的中國記憶

在二十世紀初那幅宏闊的「西人在華」文學長卷中，賽珍珠（Pearl S. Buck）無疑是最濃墨重彩的一位。她為自己取名「賽珍珠」，這三個字溫潤地道，像是一顆決心要種進鎮江黃土裡的種子。諾貝爾獎的殊榮更是她深情地向世界宣告她屬於著中國，試圖用愛去填平東西方那道巨大的鴻溝。

若我們將目光從這位文學巨擘的身上移開，投向漢口租界喧囂塵土的深處，會看見一個倔強的小女孩，正趴在窗台上向外張望。她就是Jean Fritz。

▋站在一條無法跨越的界線

與家喻戶曉的賽珍珠不同，絕大多數中國讀者對Jean Fritz感到陌生。這或許並非偶然，她甚至沒有一個像樣的中文名字。在寥寥無幾的譯介中，她只是被生硬地音譯為「簡·弗里茨」。這種名字上的疏離，恰恰成了她一生的隱喻——賽珍珠渴望「成為」中國人，而弗里茨卻始終清醒地意識到，她站在一條無法跨越的界線之內。

讓我們叫她簡吧！

她的生命跨度令人驚嘆：1915年，她出生在動蕩的漢口（當時被西方稱為「東方芝加哥」）。父親是基督教青年會（YMCA）的幹事。她在長江邊度過了人生最初的十二年，直到1927年北伐戰爭的硝煙逼近，她才隨父母倉皇撤離，真正踏上了去往美國的歸途。2017年，當這位早已著作等身的作家以101歲高齡離世時，那個關於漢口租界的童年記憶，也隨之成了絕響。

她的回憶錄《Homesick: My Own Story》，記錄的正是她在中國最後兩年的故事。這本書曾獲得紐伯瑞（Newbery Honor）兒童文學銀獎，並被歸類在圖書館的童書書架上。但若僅僅把它當作一本兒童讀物就很可惜了，而且是一種誤讀。

因為這不是一本關於童趣的書，而是一部關於「斷裂」的成人寓言。它書寫的不是異國生活的溫情，而是大歷史碾壓之下的個人困境：長江上炮艦的鳴笛聲，租界外憤怒的示威人群，以及一個西方小女孩在兩種文明劇烈碰撞時的茫然與失措。她是在六十多歲時回望這些往事的，這種書寫並非為了取悅兒童，而是試圖在暮年為那個始終未能找到「家」的自己，尋找一個解釋。

書一開篇，她便用一種冷靜而近乎殘酷的方式，點明了自己命運中的錯位：「我可以把手指放在那個自出生以來就屬於我的確切位置上。可我在地球的另一邊——錯誤的一邊。」 （I could put my finger on the exact spot where I was and had been ever since I'd been born. And I was on the wrong side of the globe. ）這並非身分宣言，而是一種空間與情感的判斷：她清楚地知道，自己身處中國，卻並不真正屬於這裡。

▋不書寫「融入」 她書寫「隔膜」。

賽珍珠筆下的中國是《大地》，是農耕文明的堅忍與厚重；而簡所面對的中國，則是一個由強烈感官構成的現實世界。她寫長江：「橙褐色，泥濘的芥末色。寬——真是很寬，寬得一眼望不盡。帶著一種古老的江水氣味，彷彿從河底深處一直翻湧上來。」( Orange-brown, muddy mustard-colored. And wide, wide, wide. With a river smell that was old and came all the way up from the bottom.) 她寫那些沒有名字的苦力，寫裹腳婦人腳上的繡花鞋，寫衣不蔽體的小孩……恐懼與好奇交織下，她同情並單純地愛著中國底層人民，氣憤於那讓老百姓受苦的戰亂和發起戰亂的人。她不書寫「融入」，她書寫的是「隔膜」。

這種隔膜在時代動蕩中被不斷放大。當街頭的孩子衝著她大喊「洋鬼子」時，年幼的簡感到的並不是抽象的民族仇恨，而是勇敢地澄清：「我是你們的美國朋友」。在教會學校的課堂上，當英國老師要求全班起立唱英國國歌時，她站起來說：「不，威廉姆斯小姐，那不是我的國歌。」這一瞬間，她並未試圖用理解或博愛來化解衝突，而是本能地抓住了自己唯一確定的身分線索——那個對她來說遙遠卻熟悉的美國。

簡始終是一個觀察者。她羨慕中國孩子可以毫無顧忌地在街上吐痰，那在她眼中是一種未經馴化的自由；而她自己卻被圈定在租界與教會學校之間，穿著絲襪禮裙，有廚師保母，過著安全而精緻的生活。她愛長江，卻也清醒地承認：「我愛長江，但我當然屬於世界的另一邊——在美國，和我的外婆在一起。」這句看似篤定的話語，恰恰暴露了她內心深處的撕裂。

《Homesick》最耐人尋味之處，正在於書名裡的「鄉愁」是一場徹底的錯位。身在漢口時，簡患的是「思美病」。她依靠外婆寄來的信件、雜誌和關於好萊塢的傳說，在腦海中搭建了一個沒有泥濘、沒有戰亂的美國。她反覆練習著如何成為一個真正的美國女孩，那是她童年唯一清晰的信仰。

▋生命最初、也最頑固的底色

然而當汽笛鳴響，十二歲的她終於踏上舊金山的土地時，現實卻迅速擊碎了這一信仰。那個她日思夜想的家並沒有準備接納她。上學第一天就被老師要求改正寫字方法，還被問到中國人是不是都吃老鼠？她很氣憤，她為中國人爭辯，堅持自己寫字的方式。她寫道：「我並不覺得自己像個真正的美國人……彷彿我永遠也不夠『美國』。」（I didn't feel like a real American.... It was as if I wouldn't be American enough.）

這正是簡與賽珍珠之間最深刻的分界線。賽珍珠離開了中國， 卻在精神上永遠棲居東方；而簡回到了美國，卻發現自己失去了一種純粹的歸屬感。她終於意識到，那個曾讓她恐懼、讓她抵抗、被她視為異鄉的中國，早已在不知不覺中塑造了她。長江的潮濕氣息、碼頭的號子聲，那些跪拜河神的百姓，甚至那句刺耳的「洋鬼子」，共同構成了她生命最初、也最頑固的底色。

作為當時在華的3500多戶傳教士家庭的一員，她的父輩曾試圖在那個滿目瘡痍的年代，為普通百姓提供某種救贖和扶助——這是一段即便在宏大敘事中也不應被抹去的歷史底色。

這位活了一個多世紀的老人，其文風簡潔克制，不煽情討好任何人。這種氣質是在漢口的那些日子裡練就的：像一個站在租界陽台上的小女孩，隔著那一重重圍牆，用一雙稚嫩而清澈的眼睛，凝視著一位古老、疲憊、滿身傷痕卻又深不可測的東方長者。

終其一生，簡沒有像賽珍珠那樣宣稱自己「屬於中國」，但她用這本回憶錄承認了一個更深刻的事實：她是被中國「塑造」的。那條無法跨越的界限，那場無法抵達的鄉愁，正是中國留給她最不可磨滅的印記。（寄自新澤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