喇叭花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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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見到楊太太，是在她家那棟三層維多利亞式別墅的樓梯上。

那年西雅圖的秋天來得特別早，才十月初，楓葉已經紅透了半邊天。我按朋友給的地址，開車穿過一片安靜的住宅區。街道兩旁是高大的橡樹，落葉在午後的陽光裡打著旋。楊家的房子是奶白色的，黑色鑄鐵欄杆圍成的前院種著修剪整齊的杜鵑，一盆盆天竺葵擺在門廊兩側，紅得熱情。

我按了門鈴，隱約聽見裡面傳來鋼琴唱片聲，彈的是舒曼的《童年情景》，那段〈夢幻曲〉的旋律透過厚重的木門，變得模糊而遙遠。開門的瞬間，我愣住了。

時間彷彿倒流了三十年。站在我面前的女人──後來我知道該叫她楊太太──穿著一身海藍色的絲綢套裝。上衣是修身的短款，領口別著一枚珍珠胸針，在光線下泛著溫潤的光澤。裙子是曳地的長裙，白色碎花從腰間灑落，隨著她的動作輕輕擺動。最引人注目的是她腳下那雙紫色尖頭皮鞋，鞋尖從裙襬下探出來，像某種精緻的水生植物的芽尖。

但所有這些，都比不上她的臉。

她戴著一副茶色墨鏡，鏡腿細細的，鑲著水鑽。墨鏡遮住了小半張臉，卻讓露出的部分更加醒目：挺直的鼻梁，精心描畫的藍色眼影一直延伸到眉骨下方，腮紅斜斜地掃在兩頰，鮮紅的口紅勾勒出飽滿的唇形。她笑起來的時候，露出整齊的、過分潔白的牙齒。短髮燙成蓬鬆的波浪，吹得高高的，髮梢向外翹起，整個人就像剛從電影走下來的明星。

「儂是哪一位？」她開口，是帶著吳儂軟語的普通話，聲音清脆，尾音上揚。

我這才注意到她把在門框上的手。手指修長，塗著正紅色的指甲油，指甲留得很長，修剪成完美的橢圓形。每片指甲上都畫著一朵小小的金線菊，精細得需要湊得很近才看得清。

「我……我找楊先生。」我聽見自己的聲音有些結巴，「來取東西的。剛才打過電話。」

「哦──」她拖長了音調，優雅地轉過身，朝著屋內喊：「楊先生，有人找嘞！」

這時我才看清門內的景象。挑高的門廳，黑白棋盤格大理石地面擦得能照出人影。一道弧形樓梯通向二樓，深色胡桃木扶手油光發亮。就在樓梯轉彎處的平台上，垂掛著一大盆紫紅色的喇叭花。

那花盆是青瓷的，藤蔓從盆邊瀑布般傾瀉而下，拖到扶手上。花朵開得正好，一朵挨著一朵，深紫色的花心過渡到邊緣的淡紫，像傍晚天邊的霞。有一瞬間，我彷彿聽到唱片的鋼琴聲停了。腳步聲從樓上傳來，慢吞吞的，每一步都踩在木樓梯上，發出沉悶的回響。

先看到的是一雙棕色絨面拖鞋，然後是藏青色的絲綢睡褲，再往上是一件同色的中式對襟上衣。楊先生下樓的樣子讓我想起老上海鐘錶店裡的師傅──不急不緩，每一步都踏在看不見的節拍上。

他大概七十出頭，頭髮全白了，梳得一絲不苟。臉是圓的，總帶著笑，眼睛瞇成兩條縫。還沒走到我跟前，楊太太已經拎起放在玄關櫃子上的藍色香奈兒小鏈條包──那包小得只能裝下一支口紅和幾張鈔票──對著楊先生說：

「老頭子，我走了，他們等著呢。」

她又朝我點點頭，算是告別，然後踩著那雙兩寸高的紫色皮鞋，「噠、噠、噠」地走下門前的三級台階。動作之輕盈，完全不像個上了年紀的人。黑色的賓士轎車就停在路邊，她拉開車門時，裙襬劃出一道藍色的弧線，然後車子悄無聲息地滑出了視線。

「我太太，急性子。」楊先生笑著說，「你是小陳的朋友？」

我點點頭，報上朋友的名字。

「東西在書房，跟我來。」

我跟在他身後，穿過門廳。左手邊是客廳，全套的紅木家具，沙發上鋪著白色蕾絲巾，壁爐上方掛著一幅巨大的牡丹圖。右手邊是餐廳，長條桌上擺著一套青花瓷餐具，八張高背椅整齊地排列著。整個屋子一塵不染，卻沒有什麼生活的氣息──沒有隨手扔的雜誌、沒有喝了一半的茶杯，連茶几上的菸灰缸都乾淨得像新的。

書房在走廊盡頭。兩面牆是頂天立地的書櫃，大部分空著，只零星擺著些精裝書。靠窗是一張巨大的紅木書桌，上面除了一個黃銅檯燈、一個筆筒，什麼都沒有。

楊先生從書桌抽屜裡取出一個牛皮紙包裹，遞給我：「就是這個。小陳託我從廣州帶的茶葉，說是他父親最愛喝的。」

我接過包裹，道了謝。正要告辭，楊先生忽然說：

「你喝茶嗎？」

我愣住了。他笑咪咪地補充：「台灣來的高山茶，朋友剛送的。我一個人喝不完。」（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