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百張僑匯券

大陸文革時期，國民經濟一片蕭條。國家為了爭取外匯，鼓勵海外僑胞向國內親友匯寄外幣，制定了一項特殊的優待政策，即每一百元人民幣的外匯可獲得十元面值的僑匯券。僑匯券不能單獨使用，但可以憑券進入僑匯商店，購買當時的市場緊俏生活用品、輕工業電器商品等。譬如一只上海牌手表，標價是一百二十元人民幣，但必須加付三十元面值的僑匯券，才能請得動這支手表。在那個民生凋敝、物資緊缺的年代，僑匯商店成了追求時尚和物質的年輕一代人心目中的聖殿。

一九七八年我從安徽農村插隊落戶回城，進入上海岷山中學任教，結識了語文教研組長吳舒望老師。我倆的辦公桌面對面，朝夕相處，承蒙吳老師提點照應，受益匪淺。

吳舒望是福建泉州人，馬來西亞華僑，父輩早年下南洋，胼手胝手足積下家產，成了當地的大橡膠園主。富貴不忘愛國，年輕的吳舒望回國求學，考入北京師大中文系，在學校中接受了馬列主義教育，學成後他與資產階級家庭畫清界線，不回馬來西亞繼承家業，卻要求到祖國最艱苦的地方幹革命。校方順水推舟，將他分配到新疆一所中學任教，邊陲荒涼，物資短缺，靠每月幾十元人民幣的收入苦度春秋，那時再想回馬來西亞已經不可能了。

後來，為了要解決夫妻分居兩地的困難，他和另一名上海的中學教師對調，在文革中僥倖調回了上海，才與馬來西亞的父母恢復了聯繫。父親感憫兒子在國內的艱苦生活，時常寄來外匯接濟，但吳舒望低調做人，從不聲張顯擺，幾乎無人知道吳老師的背景家底。

一九八○年時我正籌措婚禮，最大的困擾是買不到家具。當時上海的政策是憑結婚證加上戶口簿可以認購普通木床一張、衣櫥一架、小方桌一張和兩把椅子，不足之處自行解決，真正愁煞人。有一次去到位於南京路七重天的僑匯商店，看到一套四明廠出產的全套水曲柳高級家具，標價八百元，這倒還能承受，但附加要三百張僑匯券，可就難死人了。

僑匯商店門口時有黃牛出沒，這種人俗稱打樁模子，專事倒賣票證，一元僑匯券換一元人民幣。我一方面無此財力，再則也不敢做這種非法交易，只能徒喚奈何。

有一次同事間閒聊說起此事，言者無心，聽者有意。幾天後吳老師找到我，悄悄地塞給我三百張僑匯券。那可是價值三百元的等價票證吶，我那時每月工資才三十六元，這份情誼重到我都接不住。

光陰荏苒，一晃多年。我在海外工作生活，鮮少回國，吳老師也已調離岷山中學，去了虹口教育學院任教。十多年前我贊助岷山中學校慶，專誠請來了吳老師，才又見到了他。吳老師老矣，髮脫齒落，精瘦精瘦的，話語也很少。我向他要了家庭地址，準備下次拜訪。

幾年後我又回到上海，帶了禮物專誠找去他家，正好他家中有孫輩在旁，推推搡搡中總算送出兩個紅包。臨別時反倒拿了他的好多福建土特產，滿載而歸。

疫情過後，我又回到上海，專程去他家探望故人，這次還帶上了我新近出版的兩本書，我想他一定會喜歡。但是已經找不到人了，吳老師全家搬走，不知去向，鄰居、門衛和居委會都無可奉告。大熱的天，滿頭大汗，怏怏而歸。

我並不死心，在岷山中學老同事中打聽，無人知曉。後來又找到虹口教育學院，退管會的人告訴說，吳老師後來調去海運集團職工大學，不在這裡退休，所以沒有資料。最後一個希望就是找上海海運集團打聽，託了一個在遠洋公司工作的親戚輾轉打聽，得到的消息是：此人在二○二三年二月新冠疫情後期逝世，享年八十八歲。

老知識分子平淡的一生就此謝幕。吳老師年輕時滿腔熱血，報效祖國，但在現實生活中處處碰壁，總算在上海的中學裡謀到一個教研組長位置，滿腹才華，只能教三尺蒙童，聊以餬口。

我在八○年代時就去過他家，楊浦區延吉新村底層的一間小屋，一家四口蝸居斗室，再無當年激情。難能可貴的是雖簞食瓢飲，猶安貧樂道，朋友有難，大筆出手，從不望報。這種老知識分子的道德修養，高風亮節，堪為後人師表。

歲月流轉，人生幾度沉浮，等到有能力回頭尋訪恩人時，卻聽聞他早已離開人世。那一刻，胸中萬語千言，都化作一聲長嘆。原來世間最深的遺憾，不是無緣相見，而是有恩未報，恩人已遠。

每當想起他慈和的面容與當年的慷慨相助，心中仍舊溫熱，雖然再無機會當面致謝，但我願把這份恩情記在一生的行路之中——對人多一分善意，多一分扶持，若能在別人困難時施以援手，也算是把當年那盞心燈繼續點亮在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