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淪落人

阮先生是二○○八年美國政府人道行動（Humanitarian Operation）接收來美國的最後一批舊政權軍政人員，他入籍後改名Daniel，由於年紀大又英語能力欠佳，到處碰壁。他做過餐館、成衣廠、超市、汽車旅館，不是被同事排擠，就是被老闆嫌棄遲鈍，沒有一處能工作超過半年。去年職業介紹所見到他曾在學校工作過，推薦給學區當校工，就這樣他來到我的學校。

我和阮先生偶爾在校園碰面，我仍習慣用越語稱他阮老師，他似乎不太願意和我交談。漸漸地，也許他感受到我的誠意，有時中午小休時，也來到我的教室一起吃午餐。

我問他為何吃的都是學生飯廳裡的東西？他告訴我，在勞改營時，除批鬥的精神折磨外，天天都是餓著肚子在叢林沼澤勞動，能幸運碰到老鼠、蛇、蜥蜴、蚯蚓等，那是補充體力的天賜美味。現在打掃校園，見到有些學生領了午餐，卻原封不動到處亂丟，他不忍暴殄天物，就回收放在冰箱留到第二天自己吃。

阮先生來美國那年，孩子已成年不能同行。孩子小時他在勞改營，沒有機會盡到做父親的責任，一直覺得虧欠孩子。他非常節儉，每月把僅剩的錢全匯給了孩子。我見到他愈來愈瘦，臉色蒼白，問他：「你沒事吧？」他苦笑：「看醫師了，沒事。」然後就顧左右而言他。

一個月前，一天放學後，阮先生突然穿得特別整齊，來到我的教室問我：「我想和我的孩子面對面視頻通話，想借你的教室一下。」「Facetime嗎？可以，你請便。」他四處張望，然後對我說：「我想站在你的黑板面前和孩子講話。」他高分貝對著手機講話，我沒刻意聽父子倆的對話，但似乎聽到他說他在學校工作，還說這是他的教室。整個星期沒有見到阮先生，接到學區的訃聞電郵，才知道他是癌症末期走了。維修總監來找我，遞給我一張字條：「我去醫院看Daniel時，他寫了這便條給你，我現在才記起。」我一看，是歪歪斜斜幾行筆跡乏力的越文。「黃主任：不管是出於習慣或同情，你一直稱呼我為阮老師，雖聽來有些諷刺可笑，我還是要感謝你。在越南，我因勞改而失去了尊嚴自由、社會地位，甚至妻子。到了美國，自負和落伍又使我難以適應競爭激烈的現實，我更因自卑，一直不敢坦白告訴孩子我的處境。謝謝你借給我你的教室，讓我在孩子面前，留下一個尊嚴的形象，了卻我這最後虛幻的心願。阮文民」

讀著阮先生的留言，我不勝唏噓。同是天涯淪落人，同病相憐，我理解他自欺欺人的苦衷。當年我以難民身分赤手空拳來到美國，幾個月後雖通過了教師執照考試，卻因美國和越南斷絕邦交，不能把西貢大學的學分轉過來，申請執照的文件因而半途擱置在學區沒有下文。不如意的工作令我沮喪、失望、消沉、自卑，但我不甘心就這樣渾渾噩噩地活下去。

還好我比阮先生早來美國二十年，年輕就是本錢。我硬著頭皮重回大學修課，半工半讀從零開始，同班同學中，有幾個還是我在越南時教過的學生，雖然難為情，為著重新取得學位，我顧不得面子和自尊。想起當年我的同事們，因政局離開越南葬身魚腹的不知凡幾，而能夠和我一樣、繼續站在教育崗位上的更是屈指可算，比起他們，我算是三生有幸啊！

一九七五年四月三十日越戰結束，至今剛好半個世紀，它背後遺留下不知多少哀傷的故事，歷史舞台早已遺忘了那些無辜的小角色，平凡的阮先生只不過是其中之一。假如沒有越戰，他的一生是否會過得如此淒涼落魄、毫無尊嚴？（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