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球賽，兩個故鄉

今年世界盃淘汰賽展開後，許多組合都令人玩味，上屆世界盃冠軍阿根廷對上非洲小國維德角，西班牙與葡萄牙上演伊比利半島的「雙牙之戰」；然而最吸引我的，卻是法國對摩洛哥。

摩洛哥曾經是法國的保護國，當昔日的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站在同一座球場，其實這種拉扯在2022年世界盃已經出現過。那一年，摩洛哥一路打進四強，成為第一支闖入世界杯四強的非洲球隊。當摩洛哥與法國相遇時，法國許多城市出現了很特別的畫面，街頭有人穿著法國球衣，也有人披著摩洛哥國旗。

對一般球迷來說，支持哪一隊也許只是喜好；但對許多摩洛哥裔法國人來說，這卻像是一道「身分」題。父親支持摩洛哥，兒子支持法國；母親為摩洛哥驕傲，孩子卻在法國出生、長大、受教育。那一晚，許多人問的不是誰會贏，而是一個人可不可以同時支持兩邊？

在法國，北非並不陌生，街頭的面貌、餐館的香料，以及超市貨架上的couscous，都早已進入法國生活。歷史不只是在課本，也在人群、口音與餐桌上。

我對摩洛哥最深的印象，是多年前一個夏天，我們穿過沙漠進休息站時，所有歐美旅客都急著買冰水，猛灌可樂，卻仍無法解渴。而我們的導遊，他穿著白色長袍、軟皮拖鞋，慢慢端起一杯熱薄荷茶。

我忍不住問他，「這麼熱，還喝熱茶？」他笑了笑，「一直都是這樣。」後來才知道，在沙漠地區，熱茶反而能幫助身體散熱。

到了卡薩布蘭卡（Casablanca），同行旅客最期待的是電影《北非諜影》的拍攝地點，導遊卻告知其實電影中的卡薩布蘭卡，是在好萊塢攝影棚搭建出來的。後來當地人才依照電影場景，在卡薩布蘭卡重建出一間「Rick´s Cafe 」。原來，兩代人心中的摩洛哥，是好萊塢製造出來的，再回頭影響真正的摩洛哥。

摩洛哥也有讓我體驗到巨大文化差異的地方，我和女伴從西班牙搭船越過直布羅陀海峽，進入北非的坦吉爾（Tangier），旅途中，我們受到男子的言語騷擾。後來才得知，在某些人的觀念裡，女子若沒有丈夫或兒子陪同出門，便容易被視為「不正派」。同行的一對美國夫婦便出面，認我們為女兒，替我們擋去困擾。後來相同情形一再發生，我們便挽著同行男士的手走過市集，原本尾隨騷擾的人，立刻收斂離去。

近幾年，情況已有改善，但父權文化與傳統性別觀念仍深深影響摩洛哥社會。

十九世紀末，歐洲列強競相瓜分非洲，法國以保護僑民和維持秩序為名出兵摩洛哥，1912年，摩洛哥正式成為法國的「保護國」，直到1956年，法國承認摩洛哥獨立，四十四年的保護國時代畫下句點。法國文化留下的不只是法語，城市的建設、咖啡館文化、文學的語言，都仍看得見法國的影子。

據法國權威日報《世界報》（Le Monde）報導，今年法國入選球員中，有99人出生於法國，但只有23人披上法國隊球衣，其餘多數效力非洲國家隊，包括阿爾及利亞、摩洛哥、剛果民主共和國、塞內加爾與突尼西亞。

這個現象，對於歐洲足球隊而言極為普遍。在今年摩洛哥國家隊中，只有7人出生於摩洛哥本土，其餘19人出生海外的法國、西班牙、荷蘭、比利時和加拿大。其中6位在法國長大，接受法國青訓，最後穿上摩洛哥球衣，回過頭來在世界盃對上法國。

摩洛哥國家隊的隊長哈基米（ Achraf Hakimi）出生在西班牙馬德里，父母都是摩洛哥移民。他七歲進入皇家馬德里足球俱樂部（Real Madrid CF）青訓，接受西班牙足球教育，後來又效力於巴黎聖日耳曼（Paris Saint-Germain F.C.），成為世界級球星。

在2022年世界盃，摩洛哥每次獲勝，哈基米總是跑到看台擁抱自己的母親。那張照片傳遍全世界，世人看到一位移民母親，從清潔工一路把孩子送上世界舞台。面對媒體詢問選擇國家隊時，哈基米說：「對我的職業生涯，也對我的父母而言，選擇摩洛哥，是最自然、也是最正確的決定。」

移民父母帶來的不只是血統，更是語言、飲食、宗教與故鄉的記憶。孩子在歐洲出生、受歐式教育，回到家卻吃著北非料理、聽著父母說起另一個國家的故事。於是，他們從小就在兩種文化之間長大。

而對許多摩洛哥裔法國人來說，法國代表自由、個人選擇、女性獨立；摩洛哥則代表家庭、傳統、宗教與父權秩序。這些價值未必彼此敵對，卻經常在日常生活中相互摩擦，這也是為什麼蕾拉司利馬尼（Leïla Slimani ）的作品特別吸引我。

蕾拉出生於摩洛哥，十七歲移民到巴黎時，並不覺得自己是外國人，她感覺自己了解法國，掌握了它的規矩、文化、語言，聖母院、福樓拜（法國現實主義文學大師，《包法利夫人》）、楚浮（法國新浪潮電影代表人物），對蕾拉來說是熟悉的，但因為一場「歷史意外」，這些法國成了她的文化傳承。

然而，法國並不認識她。

在《夜裡的花香》（Le parfum des fleurs la nuit）一書裡，不僅寫自己在博物館渡過的一夜，更寫一個夾在兩種文化之間的人，如何尋找自己的位置。蕾拉說：「有時候，我們感覺到自己跨越在兩種文化之上；有時候，我們覺得自己坐在兩張椅子之間。」

蕾拉正是摩洛哥與法國交錯的縮影，她的作品始終圍繞著身分、自由、父權、歸屬，也因此獲得法國最高榮譽的龔古爾文學獎（Prix Goncourt）。

她追問的，其實只有一個問題：我是誰？或許，每一個離開故鄉的人，都曾坐在兩張椅子之間。

法國和摩洛哥真正延續下來的，不再是殖民歷史，而是法國一百五十萬摩洛哥後裔面臨的選擇。哨聲終究會響起，比賽終究會結束，球場上只能有一個勝方，真正沒有終點的，是人與故鄉的關係。（寄自加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