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媽媽(上)

一九七八年九月七日我媽媽去世，迄今已近五十年。時間真快。

一九○八年農曆八月二十四日，媽媽出生於浙江省義烏縣近郊，一個在當地算比較富裕的家庭；她父母生了三男一女，她是老二。因為中國的封建傳統，到一定年齡，父母就決定給她纏小腳，那是一種不用麻醉藥的手術、錐心刺骨的痛。看她哭得太傷心，加上新文化運動的影響，她哥哥不忍心，放學回家就幫她把纏好的小腳給放了。於是，纏了放、放了纏，幾經反覆，她父母終於投降，放棄再給她纏小腳。但是，一雙傷殘的「解放腳」，或者說半大腳，跟了媽媽一輩子。

媽媽跟那個時代大多數女孩一樣，沒上過學，但識字，能看書寫信。那時候的女孩「無才便是德」，不是因為窮，而是因為傳統封建意識，父母不讓女孩子進學校。也是虧了她哥哥，每天放學回家就教妹妹讀書認字，幾年的辛苦，讓我媽媽終生受益。等到媽媽跟我爸結婚，婚後爸爸對媽媽說：「我身體不好，求菩薩保佑。你每天幫我抄寫一段『心經』，好嗎？」從此，媽媽天天抄寫經書，也就練出一手還算可以的小楷字，當然也能寫信了。

從義烏縣城到五里開外的外婆家，大路中間有一棵幾百年的大樟樹，當地人都奉之為神，稱它為樟樹娘娘，媽媽出生就拜認樟樹娘娘為乾媽，連名字也取為「樟春」。結婚之後，爸爸對媽媽說：「一年只有一個春天，人生也只有一個春天，改個名字吧。」從此，媽媽就成了「一春」。

可以說，在那個時代，媽媽有這樣的哥哥和丈夫，也算是比較幸運的女孩。

一九三一年，爆發了九一八事變，從此中國開啟了長達十四年的抗日戰爭。我大哥出生於一九三一年，我是老么，出生於一九四四年，所以，我們兄弟姊妹的出生，差不多貫穿了整個抗戰時期。在烽火連天的戰爭歲月中，由於爸爸一直在外地工作，媽媽在老家，既要帶一群幼兒幼女，又要侍奉公婆、逃避戰禍，其辛苦艱難，可以想見。

媽媽曾經對我說過，當年日本人來，炸彈從我家屋頂落下，貫穿樓板，把廂房一張木方桌炸出面盆大小一個洞，虧得當時人都躲出去了，否則嚇都要嚇死。我長大成家後，還使用過這張桌面補了一個直徑一市尺左右大洞的八仙桌。

媽媽還說過，當年日本人來，為了逃難，我小舅舅挑一副擔子，一頭是媽媽，因為她的解放腳沒法走長路；另一頭是姊姊，她是老三，年幼；大哥二哥跟著跑。一行人翻山越嶺，晚上躲在麥田裡，又冷又餓，那是令人哭都不敢大聲哭的日子。

更悲慘可恨的是，日本人發動了細菌戰，在我的家鄉散播了鼠疫，我的大伯母死於鼠疫，日本人把她的屍體扔進萬人坑，以至屍骨無存。不久我祖母也死於鼠疫，家裡逃難的逃難，在外地工作的也不可能趕回來，祖母的遺體就那樣躺在床上，直至我媽媽深夜從逃難的地方潛回城裡，冒著感染鼠疫的風險，才把祖母簡單落葬。

抗戰後期，媽媽帶著哥哥姊姊從家鄉經貴陽到達重慶，我在重慶出生，我們一家總算團聚。媽媽是家庭婦女，我出生之後一家六口，經濟生活全靠爸爸薪水，時逢抗戰，經濟拮据也是必然。媽媽為了貼補家用，不顧懷孕和產子，每天自己做油條拿出去叫賣，賺點零錢貼補家用。她講這些時，我大約五、六歲，邊聽邊淌淚水，中國的女人啊，命苦。

到一九四八年，戰爭形勢開始明朗。戰敗的政府帶著大批人員遷到台灣，我父親跟著他工作的中央衛生實驗院也去了台灣，後來請人幫忙，又帶走了哥哥。從此，一家人分隔在大海兩邊，生離死別。媽媽帶著年幼的姊姊和我過日子，一個半大腳女人承擔了父親和母親的雙重責任。那年，她還不足四十歲。

爸爸走了，媽媽帶著我們從南京回到家鄉，最初跟爸爸完全斷絕了聯繫。媽媽要養活姊姊、我和她自己，家裡雖然有幾畝地，但沒有勞動力，靠她一雙半大腳從事農活。

那時候的媽媽是多麼想念爸爸啊，一整天勞累之後，晚上睡覺，她會撫摸著我的頭問我：「想爸爸嗎？」想，但想又有什麼用。家用不夠，媽媽就把家裡舊衣服拿出去賣，農活來不及做，就請她弟弟幫忙。一直熬到爸爸從香港來信，經濟上才算有了依靠。（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