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的X光機

一九六○年，是中國進入三年經濟困難時期的第二年，廣州市民普遍營養不良，對疾病抵抗力下降，肺結核與肝炎肆虐。當時我十二歲，大哥比我大十一歲，他已經從武漢醫學院畢業，分配到湖北黃石市醫院工作。半年前他感染了肝炎，回家休養好轉後，決定留在廣州，暫時在爸爸的肺科診所裡幫忙，同時申請轉到廣州的聯合診所工作。

爸爸的肺科診所，在廣州市和平東路一幢四層洋樓的樓下開業（樓上三層是我們一家居住），已經足有十年了，媽媽是護士，協助爸爸處理一切雜務。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父親結束了在香港診所的業務，帶著我們一家坐輪船返回廣州。爸爸租用了輪船上的一片地方，放置他的醫療器械和家具雜物，最重要的是那部德國製造的X光透視機。父親精湛的醫術，在這十年間打響了名氣，他用這部X光機給病人照肺，很多在醫院不能確診的病例，都轉到他的診所作最後的確認。

大哥從武漢醫學院帶回來一項X光照肝的新技術：用一條膠布貼在肝臟邊緣的位置，如果肝臟影像超出膠布以外，就說明肝臟已經腫大，必須作進一步的檢查與治療。消息傳出去後，來照肝的人也不少。

爸爸診所的收費是由廣州市衛生局決定的，與街道聯合診所的收費一致：X光照肺或照肝，每人收費一元（人民幣，下同）；如果超過十人以上組團來，則算集體，每人收費五角；如果發現有可疑病變的人士，則必須照膠片以確認病灶部位，全張膠片十元，半張六元。診金五角，開給病人的藥物、打針等服務的收費，亦有規定。

一九六○年這一年，來診所照肺、照肝的病人特別多，早上是門診，下午多留給集體預約照肺的小學、幼兒園老師及機關幹部等。我放學回家時，往往見到候診廳裡仍坐著二、三十個等候照肺的人，我便會立即把書包放下，幫忙登記、呼叫每一個進入X光機黑房的病人。

照肺的人拿著一張寫有自己名字的卡片，進入黑房後交給父親，透視完成後，父親會把檢查結果寫在卡片上，當時仍是小學生的我，從未出過差錯。收工後，爸爸往往從口袋裡掏出一張一元紙幣給我，作為獎勵。來照肺的人多，有可疑病變的人亦會有一定的比例，每天我都看到走廊上面的鐵絲上，掛著十張八張在晾乾的照肺膠片，我算了一下，知道這天診所的收入不會少。

小時候我就覺得，自己與大部分同學有所不同，他們都沒有什麼零花錢，而我每星期有一元零錢，我口袋裡常放著幾塊錢，與幾個要好的女同學放學走路回家，經過那間小賣店時，我總會進去買一些香蕉糕、山楂餅與她們分來吃。我穿的各種顏色燈籠袖裇衫、圖案漂亮多彩的裙子，都是媽媽帶我到十八鋪一間裁縫店裡，由那個手藝最好的溫州女師傅幫我量身訂做；我穿的皮鞋，也是到街口的皮鞋店量腳訂製。

我很少聽到有同學說，他們的父母帶他們上館子吃飯；但我則不同，當診所特別忙的一天，父親就會吩咐外婆不要預備晚餐，診所收工後，便帶著全家到附近的「利口福飯店」吃上一頓豐盛的晚餐，飯店老闆冼老二往往親自掌廚，至今我仍記得用青島對蝦製作的油爆甜酸蝦碌的美味。

到了一九五九年，市面上副食品供應開始緊張，而且愈來愈嚴重，可說是到了奇缺的地步，米、油、糖、豬肉都是每月定量供應。這樣的狀況一直持續了三年，同學們都臉有菜色，常常喊肚子餓；而我家飯桌上的的菜餚雖然沒有以前豐盛，但還不到餓肚子的地步。

這段時間，政府允許廣州每一個家庭，從香港親友處每月收到一個郵寄包裹，包括規定數量和種類的各式食物。有些市民收到包裹後，會拿到黑市上出賣，只要你肯出高價錢，便能買到眉豆、紅豆、黑豆、花生、鐵罐豬油、老人牌麥片、鷹嘜煉奶等食物。全靠爸爸的X光機幫我們賺到不少錢，使媽媽能夠到黑市裡買到緊俏的食物，當同學們都在挨餓時，我卻很少有這樣的感覺。

三年困難時期總算過去了，菜市場上的供應逐漸好轉，大哥亦獲准進入荔灣區街道衛生院工作。很快到了一九六三年，全國各地展開了一場名曰「四清」的政治運動（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當時，我剛升上初中三年級，有一段時間，常看到幾個幹部打扮的人隔幾天就會來找父母談話，父母顯得憂心忡忡。有一天，有一群人來診所，把爸爸的X光機搬走了，這時候我才知道，家中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這幾個來我家的幹部，原來是廣州市衛生局派來的四清小組，雖然診所在收入、報稅方面找不出漏洞，但在照肝這一項，則是侵犯了武漢醫學院的專利權，為此爸爸被罰了一筆錢。並且他們認為診所的經營方式是典型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為了「防修反修」，為了防止和平演變，父親必須停止大部分的服務，只剩下給市民門診看病、診斷的功能，其餘的一切服務，都必須轉到街道衛生院裡。X光機由衛生局牽線，賤賣給廣州市一間衛生院。父親繼續艱難開診營業，但收入只剩下原來的十分之一。

我們一家的生活水平發生了劇變，過起了與普通市民一樣捉襟見肘的日子。每當媽媽與外婆唉聲嘆氣時，爸爸就會很感慨地說：「我們周圍的人實在是太窮了，使我們一家顯得很特殊。四清小組查了診所的各項入息，說X光機的入息最犀利，簡直就是在印銀紙，我被整肅是遲早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