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相留倩影(上)

照相可留倩影，幫人們將燦爛年華定格瞬間，來日翻看欣賞，能不遙想當年「雄姿英發」？如今幾乎人手一個裝備雙鏡頭甚至三鏡頭的蘋果手機，哪個不會隨意取景拍照並存入電腦？但我們年幼時要想拍個照，卻是頗費周章大事，道理很簡單，絕大多數家庭無力購置私家相機，要麼去照相館，要麼想法租借，別無他擇。

大約我六、七歲時，媽媽抱著出生不久的弟弟去附近一家小照相館拍攝新生兒照片，我也跟隨而去。攝影師使用的是擱在支架上、上方覆蓋黑色圍布的木框照相機，他整個人鑽到黑布下，左手拿個玩具逗笑頸掛小圍脖的弟弟，右手則飛快地按下球形快門搶得鏡頭。

我嫉妒弟弟，嚷著也要拍照，媽媽朝攝影師神祕地笑笑，攝影師於是又鑽到黑布下裝模作樣地為我擺布。可惜我後來怎麼也未見那玉照，媽媽輕聲解釋說是我眨了眼睛而拍壞作廢。我後來才意識到媽媽是藉故把我糊弄過去，此事成為我難忘的幼年插曲。

一九六二年還是所謂三年困難時期，父母認真地把我們六個子女都梳妝打扮一番，盡量穿戴整齊，合家步行到南京路上的萬象照相館拍了一張全家福。照相館就在新華電影院對面，是上海灘以拍攝家庭親情照聞名的老字號，商店櫥窗裡擺滿各種黑白樣板照片展示攝影師的高超技術，四周還擺放好幾個逼真的木雕大象，既裝飾門面，更烘托店名。

中年男攝影師不愧出身專業，他耐心地安排我們一家人按主次入座，還給前排的弟弟遞上個圓皮球作道具，又給年幼的小妹一個漂亮的洋娃娃，各得其所。我站在後排最右，除了脖子上套有鮮艷紅領巾，左臂上還隱約可見一塊白布片，那可是三條紅槓的少先隊大隊長標誌，可算小學生中的「高幹」呢。

除全家福照片，那時辦理畢業證書和准考證等各種證件的半身照，也需到照相館拍攝，而且皆有嚴格要求。我記得曾從一個照相館收到過一塊由薄薄小方玻璃製作的底片，上塗黑色化學材料顯示負面圖像。聽說那時經濟困難，原材料短缺，連正常膠卷的供應都成問題，只能以玻璃片替代，實屬罕見。

如果一家人想要拍些輕鬆自如的日常生活照，又該如何實施？我們的對策是透過父親出面，讓他厚著臉皮去央求稍微闊綽的親戚慷慨出借。

當時普遍使用的是上海照相器材廠生產的海鷗牌照相機，其中的一二零雙鏡頭方框機為直立式，要拍攝的畫面會顯現在頂部方框中，容易掌握鏡頭，但其膠卷只可拍二十四張照片。另一種一三五單鏡頭相機需拍攝者瞇起一隻眼，從一個小小取景孔裡審視畫面，需一定的判斷和取捨能力，但其膠卷可拍三十六張照片，所以我傾向於使用後者。

文革期間，某個星期天我們心血來潮，借用親戚的一三五相機拍攝了一卷家庭生活照，其中有我們享用美味午餐的歡樂場景，飯桌上還放了一瓶茅台酒，那是父親收藏好久才捨得拿出來的珍品。送照相館沖印後，我發現照片不夠清晰，就跟營業員論理，希望能幫我們重印。不料一個店員仔細看了照片後嚴肅地警告我：「你們這是在宣揚資產階級生活方式，我們照相館有權沒收。」一通話把我嚇得哆哆嗦嗦，唯有乖乖收下照片回家，免得真被充公而成竹籃打水一場空。

一九八二年我考取復旦大學出國研究生，頭一回需辦理出國護照，妻子堅持讓我到福州路上久享盛名的「愛好者」照相館去拍高質量的人物肖像，說有助我的光輝形象。妻子特地陪我去照相，站在一旁幫我理順衣擺，還連連囑咐我表情要自然。等取到照片一看，效果還真讓人信服，不僅燈光打得好，神態抓得恰到好處，還拍出了我優雅自信氣質，幾乎把我照得有些像上海電影製片廠的著名男演員達式常，理所當然地中選為護照標準像。

八○年代中期到美國後，我從每月生活費中扣克斤兩，攢下私房錢，終於按老同學指點向在紐約五大道的一家照相器材店郵購了一台日產照相機，價格數百美元。我在尼康和佳能等眾多品牌中反覆考量，最終選擇了米諾塔（又譯美能達，Minolta），只因它的價格相對低廉。

我另外郵購了一個黑色相機皮套，正面有米諾塔的閃亮招牌，挎在身上可隨時拿出來取景拍照，既方便又神氣；相機需要兩節鈕扣電池才能運作，從取景框中可看到燈光閃亮。我之所以急於購買相機，皆因妻子馬上要來伴讀，屆時我可裝備齊全地陪她四處參觀，攝影留念，並及時向國內親人報告妻子旅美行蹤和所受貴賓禮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