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轉系前後

一九六五年成功嶺結訓後，母親叮囑：「進大學什麼都可以說、可以做，就是不要談論政治。」她經歷了「二二八事件」，又聽到雷震及彭明敏被捕事件，深怕我半夜被調查局敲門，送到火燒島（即綠島）一去不回。聽了母親的話，我從此成了「沉默的大眾」。

母親要大哥陪我帶著棉被及腳踏車上台北，坐上每站都停的慢車，抵達台北火車站後，不知東南西北，何去何從？因為有腳踏車，搭計程車不方便，只好從火車站步行到羅斯福路三段台大校園。一路上像「劉姥姥進大觀園」，看著一個與新竹截然不同的大千世界。

進了校園，記起父親口下的「台北帝大」，告訴自己終於完成了父親遺願。看到整齊的大王椰子，樹下種著的杜鵑花，學生稱之為「情人道」，其浪漫氣習的確是青年學子晨鐘暮鼓、虛心向學的好地方。

經過「傅園」，看到紀念已故校長傅斯年的「傅鐘」（見圖）。傅曾是五四運動的學生領袖，一九四九年一月從南京赴台上任。他反對白色恐怖，不准國家安全局在非經他允許下，到校區逮捕學生。一九五○年十二月，在省議會回答郭寳基議員質詢台大教育器材失竊案，非常氣憤，當場突發腦溢血去世。

當時的校長錢思亮原畢業於清華大學，拿庚子賠款獎學金赴美，一九三四年獲伊利諾大學化學博士，回國後任北大化學系教授，一九四九年應傅斯年之聘請，任台大化學系教授。傅死後，錢思亮成為校長，直到一九七年○升為中央研究院院長為止。錢校長對台灣教育界最大的貢獻，是順利地完成「聯招制度」，最後於一九八三年辭世。

台大學生的資質應該是數一數二，但師資卻大打折扣。姑且不說日據時代留下來的教授，Atom念做「阿多母」，Water念做「挖打」，講課的方式也令人質疑。某些教授一上課就寫黑板，整節課無聲無息地演繹他的公式，好像電影的默片，真不知「葫蘆裡賣的是什麼藥」？

有些教授年紀太大，在黑板畫一條上下凹凸的折線，卻說是一條直線，顯然口說的與手畫的大不相同，口與手「各自為政」了。因此之故，我常常逃課，大學中大概有百分之七十五的課程是靠自己琢磨出來的，真正從教授那邊學到的屈指可數。

藥學系大概有五十多名學生，本地生比僑生略多，女生也比男生略多。開始上課的第一個月，除了僑生外，男生剛從成功嶺受訓完，一律是平頭；女孩子倒不再是高中時的清湯掛麵，而是婀娜多姿。我初高中所念的學校都是和尚學校，一下子男女合班，感覺甚是不同，但不需要多久，同學間的相處便很融洽。

打從高三保送藥學系時，我就有轉系工科的念頭。進了大學後，注意到藥學系教授只有兩個，其他的是講師，更堅定轉系的決心。我知道自己不適合念醫科，不能天天與病人為伍，所以申請轉到化學工程系。

轉系後，除了要修化工的主要課程，還要重修甲種微積分，補工程圖學，忙得不可開交。好在是住校，課程有問題，有同學可問；畫工程圖，有範本可抄。是不是自己轉系忙碌，或是化工系實在太大班了，我發覺同學之間的來往不若藥學系緊密。記得我轉系後，還被藥學系老同學邀請到三重家吃拜拜盛宴。

化工系分甲乙兩班，每班有六、七十人，甲班是本地生，乙班是僑生。當時注意到僑生的平均成績略遜於本地生，後來我到東南亞工作，才知道僑生念書的苦楚，他們既沒有本地生的中文基礎，卻要念「史記」、「國父思想」，上用中文講解的課程，與本地生相比，僑生在台灣念書的確是難上加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