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心文件夾

二○二二年二月底，烏克蘭局勢急劇升級，短短六周內，數百萬民眾流離失所，形成了嚴重的難民危機。身處紐約（New York）的校園，我身邊的同學們對此討論不多，似乎感覺遙遠，但當時正在攻讀法律的我，對此深感震驚與無力。

國際局勢複雜，各國立場基於其國家利益而有所不同，作為一個學生，我雖無法評斷宏大的地緣政治，但內心深處堅信，無論局勢如何變化，普通民眾的生命與尊嚴都應得到保障。烏克蘭人民和我們一樣，都是有血有肉、有情感有思想的人。有感於此，在春假後，我決定發起一個學生活動，鼓勵同學向烏克蘭難民捐助，喚起同理心，對人性的利益本色進行一種柔色調和。

我的初步設想是，由同學們自行選擇慈善組織捐款，金額超過三十美元可憑收據換取精美禮品。我選擇了上海書店郵寄來的精美文件夾，共一百個，分兩款：潘玉良的「戴花持扇的女子」，女子湖藍碎花襯衫、手持折扇、含羞側首，優雅神祕；以及博尼耶的「華盛頓的生日」，描繪三名女性向總統獻花，另一名女性向孩童講述總統的故事。我希望這些獨特封面的文件夾能吸引同學們參與，也表達我對捐贈者的感謝。

然而，活動推廣阻礙重重。學院和學校平台對於我這樣獨立發起的活動，態度較為遲疑，說這不是正式活動，只是一種倡議，所以無法在網頁平台發布；學院學生會也忙著準備大型社交派對，對此明確表示不感興趣。最終我不得不向法學院內的學生群發郵件。

不久我就收到了第一份回覆，一名美麗又可愛的法律博士生立即積極響應活動，還雙倍捐款，我們約在法學院大廳，她拿著兩個文件夾，笑得像花一樣，我看著也一起開心了起來。本以為之後會有更多同學響應，可隨後一周卻沒有收到任何回覆。我問一個要好的美國同學，「為何沒人捐呢？」他直率回答：「因為大多數人都是用學生貸款來這裡讀書的，沒有什麼錢。再說政府不是已經在捐了嗎？」我聽了一愣，這是我第一次知道原來有不少美國法學院學生經濟如此拮据，他的回答也讓我第一次直觀體會到個體處境的差異與局限。

苦苦等待了三周後，我終於收到了另外一個同學的捐款憑證。這是一個高高瘦瘦的男生，他最後挑選了「華盛頓的生日」，但臨走時酷酷地說：「我對文件夾不感興趣，不過我很喜歡你搞的捐款活動。」我又一愣，心想這個男孩子真有個性，同時也感到了一種價值觀上的共鳴，他彷彿在偷偷告訴我：「嘿，我們是自己人。」

這場捐款答謝活動，最終我留下了九十七個文件夾，以待之後使用；儘管如此，那送出的三個文件夾也發揮了它們的意義。這個活動就像流水在岩石縫中有默契地交匯和流通，傳遞一種價值觀、思想和責任。即使無法改變宏觀局勢，但若能觸動一個人的心，那也是一件美好和有意義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