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竟過河

一九五○年四月，我拿到去香港的通行證，先把因內戰失去家人、逃難來投奔我家的兩名年輕女孩子，託付給北京的親戚朋友。安頓好之後，便帶著我內人、兩個孩子、岳母、小姨，以及我舅舅從老家救出來的朋友王老師，一共七個人離開北京，南下香港。

我們搭火車到漢口。下車後，我向人詢問如何坐船去武昌，卻聽不懂湖北人的話，他們也聽不懂我的普通話。我一時驚呆了：難不成一離開北京，我們就寸步難行了嗎？幸好，終於有一個三輪車夫聽懂了我的話，他不但帶我們到了渡口，還幫我們買票上船，實在幫了我們大忙。

到了武昌，我們在一家旅館過夜。晚飯吃得很好，可到了夜裡，工人搬運貨物時的大呼小叫聲不斷，令人無法入眠。我躺在床上，聽著旅館旁長江的水聲，想到這裡正是武昌起義所在地，不由得感慨萬千。那奔流的江水，彷彿也在為這個多災多難的民族，發出哀嘆與呻吟。

第二天，我們搭火車前往廣州。一路上倒沒有人來盤查，只是沿途所見，因幾年的內戰，許多貧苦人家在車站乞討，令人心酸。到達廣州車站後，我們便去出國海關排隊檢查。負責檢查的是一名二十多歲的年輕海關員，人很客氣，但查得非常嚴格，甚至連有些人的皮鞋後跟都拆下來查看。

輪到我們時，那名年輕海關員打開行李。一路上，我都沒有注意到王老師手裡提著一個寸步不離身的布袋，海關員從布袋裡拿出幾條牙膏，先掂了掂分量，接著又從牙膏尾端往前擠壓。

當我看到王老師慘白的臉色時，情急之下說了一句話，事後卻怎麼也想不起來。那名年輕海關員立刻放下手中的牙膏，說道：「你們是北京來的嗎？我大學畢業後就離開北京，被分發到這個鬼地方，能再聽到普通話真不容易。」他不但停止了檢查，還放我們通過，並介紹我們住進愛群飯店。

愛群飯店第三層就是公安局，所以沒有人再來查戶口。事後王老師才告訴我，他的牙膏裡藏有黃金。當時私自攜帶黃金出國要判重刑，他差一點把我們全都害慘了。

第二天，我們坐火車前往深圳，一下車便到羅湖橋排隊。羅湖橋的一半就是香港地界，只要過了交界，我們就到了目的地。橋中間站崗的是一名印度籍香港警察，只會講廣東話，不讓我們通過，只讓會講廣東話的人過去。我們只好退回來，另找住處。

河邊有一間用幾根柱子搭起來的水上旅店，住了五、六十人。我租了七個睡位，地鋪上只有蓆子，木板之間還看得見河水，河裡的臭味也直往鼻子裡鑽。

晚上在露天飯攤吃飯時，王老師提議說，我們已經走投無路，與其流浪街頭，不如把他身上帶的幾瓶高粱酒喝掉，然後手拉手從羅湖橋跳下去自殺算了。

我回答他說：「王老師，我們既然一路平安到了這裡，天無絕人之路，一定有辦法到香港。」

夜裡我正要入睡時，忽然來了些幹部查房，凡是找到值錢的東西，就立刻沒收，那些難民哭求他們手下留情，他們卻根本不理會，大半夜都在哭鬧聲中度過。我身上沒有值錢的東西，只怕他們把我捉回去。奇怪的是，他們走到我們身邊時，竟只是略略看了一眼，便走過去了。

我又是一夜無眠。雖然安慰了王老師發出的「阮籍窮途之哭」，但是一想到我們好不容易走到香港門口，卻被擋在外面；萬一我曾在國民黨政府做過事的身分被發現，等著我的又會是什麼樣的命運？

又轉念想到，這一路南下，彷彿冥冥之中真有一雙慈愛的手在帶領我們、幫助我們：在北京拿到通行證已經是奇蹟；在漢口遇到好心的三輪車夫幫忙帶路，也是奇遇；過海關時雖然驚險，卻遇到北京來的官員放過我們，更是不可思議；就連水上旅店裡幹部的檢查，也莫名其妙地放過了我們。天無絕人之路，一定還會有辦法。

次晨，我寫了一封信給住在香港的好友馬代。然後找到一個在店裡工作、會說普通話的年輕人，託他替我跑一趟香港，把信送給馬代，那年輕人不負所託，果然把信交到了馬代手中。那天晚上，幹部又來檢查，吵吵鬧鬧地帶走了一些人的財物，但到了我們身邊，卻又只走了過去。

第三天早上，我忽然聽到有人喊我的名字，跑出去一看，來的竟不只是好友馬代，還有我最敬愛的傅老師。我看到他們，如同見到親人一般，這一路上經歷的種種波折，終於可以稍稍放下，心裡也踏實了。他們一接到我的信，就立刻申請了七個入境許可，拿到許可後便親自來接我們，帶著我們走過羅湖橋。

當我們走出了深圳的交界，還在橋上時，馬代興之所至，朗誦了他更改的漢樂府中的一首短詩：「公無渡河，公竟渡河，渡河而死，其奈公何。」變成了：「公無過橋，公竟過橋，過橋而生，其奈公何。」

在一片笑聲中，我們進入了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