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輛銀灰色巴士,通往聖里塔
我是六點被叫醒的,早餐照例是粗燕麥和乾肉腸。加州冬日的監獄彌散著一股寒氣,周一是開庭的日子,第一批「幸運兒」在大廳排好隊,活動筋骨。
患有妥瑞氏症的亞裔室友向我道早安,竟然不帶一句髒話,他每次說完,都會像犯錯的孩子似的,突然說出一個意味深長的詞:「Panopticon(敞視之塔)」。那個詞在他嘴裡總顯得有些突兀,又像一根細小的刺,輕輕扎進空氣裡。
▋每句話都是小心翼翼
我不知道他是否真的明白這個詞的來處,只是覺得,在這樣的地方,人好像總會不自覺地學會看著自己,像被誰盯著一樣,把每一句話都說得小心翼翼。我知道,今天也不會例外。
不鏽鋼桌面上,躺著一張平整的報紙。我已經很久沒看紙質報紙了:今天的日期,幾條醒目的新聞,加州進入了滑雪季,大熊湖開始迎客;槍殺「聯合保險(United Healthcare)」CEO的「羅賓漢(Robinhood)」路易吉·孟喬內(Luigi Mangione)被抓獲歸案,封面是他的大頭照,看起來精神比我好很多。
經過迷宮一樣的通道,我們來到車站等待,這裡停著一輛輛經過特殊改造的巴士,讓人想起著名的「灰狗(Greyhound)」,可畢竟不是自選目的地的旅行。有人咳嗽起來,這是我時隔三日第一次呼吸到新鮮的空氣;看到遠方已經開始忙碌的人群和車流,他們都趕往矽谷的方向。
羨慕之餘,我竟感到一陣諷刺,如果一念之差就能讓人喪失自由的特權,這條纖細而又堅硬的紅線,到底是因人性而蜿蜒曲折,還是筆直得像被量產的車身,被司機一遍遍擦出鋒利的光澤?當然,今天的司機也是獄警之一,只是看起來更加年輕。
我們身著深綠色的獄服,如同古早卡通中的喜劇角色。沒有額外的管制工具,「輕罪犯」懶散地抖腿,可能是為了驅散身體中殘存的寒意。顏色區分著罪案(Case)的等級,窮凶極惡者是紅色,接下來是橙色,最後是綠色,我們看見不同顏色的罪犯像被標記的產品,一批批走出,首先是男性,然後是女性。他們都抬頭看刺眼的朝陽,目光很快被異性的身影吸引過去。
▋我們彷彿被神明拋棄
和我們相比,橙色的嫌犯被戴上手銬,而紅色的則拖著沉重的腳鏈,在水泥地上摩擦出一陣嘆息般的聲響。當然,我不是法官,我沒有資格為任何人感到惋惜,何況我自己也身陷囹圄。很多人低著頭,我仔細看他們的長相,但他們就像被蒙上了一層水霧,在我眼前游移,一會兒便消失在車廂裡。
我們是最後一批,但也不容磨蹭;我走到最後一排,經過的座位都被特製的鐵籠分隔、鎖好。獄警司機示意我坐下,我的目光和他交會,是一位身著紅色獄服、拉美裔長相的中年男子,臉上有一些疤痕。我猜不出他之前的遭遇,但顏色之差讓我感到一陣心慌。他用帶著濃厚墨西哥口音的英文向我道早安,我則用西班牙語回覆了一句:「Buenos Días(早安)」。他突然眼神一亮,說:「Gracias(謝謝)」,但很快又黯淡下去。
我被拘束在狹小的移動鐵籠中,身體不時碰到他的腳鏈。我仍然感到緊張,又害怕突然的問題會引起他的情緒,只好盯著鐵籠中的「藝術史」,一些過往的塗鴉,以此來緩解心中的不安。
除了幫派用來宣示主權的編碼,那裡多是一些英文和西語的口號:「This Will Not Break My Soul(這不會擊垮我的靈魂)」或是「Todos los dioses están conmigo(所有的神與我同在)」。他也盯著這些塗鴉,看得出神。我不知道他有怎樣的信仰,但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彷彿都被神明拋棄,只能透過這些模糊的符號獲得一點心理的安慰。
這讓我想到了在囚室中看到的類似塗鴉,只是更大、顏色更多,如同孩童的幼稚筆觸;但當你被這些文字包圍時,卻會感到某種教堂般的神聖感,比起報紙和書本的文字,它們誠實得令人害怕。我的鄰座在囚室中是否也會塗鴉,寫下自己的名字或地址?或者,他是否也曾面對這些文字暗自祈禱?
大巴經過了一片乾涸的潟湖,銀色的車流開始轉彎。我突然想起:我從前經常和前妻M去海邊的潟湖看海鳥。她此時在幹什麼呢?是否會出席我的傳訊會(arraignment)?如果出席,被我深深傷害過的她,會帶著原諒還是苛責的心情?我暗自希望她不會出現。鐵籠中的所有人都開始傾斜,連鐵籠也發出了年久失修的碰撞聲。
▋故意給一些錯誤答案
鹽湖之後是一個路口,大巴停了下來,車廂後部開始哄鬧。我這才看清,原來隔著狹窄的過道,是一群女性嫌犯正趴在欄杆上四處張望。這引起了男人們的興趣,甚至有人開始隔空打諢。他們的街頭口音讓我覺得詞彙像雨季阿拉米達(Alameda)溪水中漂流的卵石,被沖刷得來回翻滾,但這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語言之外的氣勢與氛圍,讓人立刻感受到他們濃烈的情緒。我卻不確定,這究竟是為了驅散旅途的不適與無聊,還是對未知審判的恐懼。
我看向他,不知他是否也會恐懼?他此時將後背靠向鐵籠,閉上眼,聽著年輕人的對話,流露出一絲難以置信的平靜與釋然。我也學著他,聽到了一些內容,其中一位年輕黑人男性一邊叩著鐵籠,一邊向對面問話,語氣充滿挑逗,不過是所有陌生人見面都會問的陳詞濫調:「姑娘們,你們來自哪裡啊?」姑娘們則故意不回答,讓他們猜。
男人們聽到後更來了興致,故意給出一些錯誤的答案:「你們來自火星吧!否則怎會如此『火辣(Hot)』?」聽到這裡,我幾天內彷彿被焊死的嘴角也鬆動了一些,他們竟然還有心思調情;可是,為什麼不呢?在這樣的情形中,我們還能做些什麼?最後,從後面突然冒出一個男聲:「無論你們來自哪,我們今天都來自聖里塔(Santa Rita)(看守所的名字和所在地)。」
是啊!我們就像同一品牌的商品,一定來自於同一個產地;當然,「傳訊會」結束後,我們也一定會回到原點,除非被當庭釋放。於是,所有人都笑了,甚至有人鼓起掌來。我有些好奇地看向身旁,他飽經風霜的臉上竟也露出一絲笑容,那些疤痕多了幾道褶皺,刻下更深的陰影。
▋一種短暫無力的反抗
在那一刻,我忽然明白,這輛通往聖里塔的巴士,不只是將我們從一個空間運往另一個空間,它更像一條被制度精密劃定的軌道,將每一個人推向各自早已被標記的位置。笑聲在鐵籠之間迴蕩,又很快沉入金屬的縫隙之中,像一種短暫而無力的反抗。
也許,自由從來不是一種可以被輕易感知的狀態,而更像是在失去之後才顯形的結構,正如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所提醒的:「自由的喪失往往不是突然發生的,而是在一連串看似微不足道的限制中逐步完成的。」
當我坐在這狹窄的車廂裡,與一個陌生人的腳鏈不斷碰撞時,我才意識到,自由並非一種抽象的權利,而是一種日常的、幾乎無法察覺的流動。它存在於選擇目的地的權利,存在於不被標記顏色的身體,也存在於那句再普通不過的「你要去哪裡」。此刻,我們所有人,都被帶往同一個答案。
而這個答案,往往就如同聖里塔原本的宗教意涵,在語言與移動中不斷流徙,變得不可描述,當然,也不必描述。「灰狗」還在前行,但有一瞬間我幾乎相信,我們其實早就已經抵達了。(寄自新加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