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貴人

我一直記錄自己在美國行走的軌跡，先在學校讀書，然後是上班、跳槽、換專業，我行走過不同的職場體系，比如政府部門、非營利組織、上市公司，以及私人公司，我的職場賽道頻繁更替，從網路編程做到財務金融，再到舞蹈老師，病毒時代我開始繪畫，並加入了當地藝術協會，也曾擔任過協會的巡展助理。

▋起伏的生命經歷 滋養了創作

每次回望我的文學之路，四分之一個世紀已悄然遠去。我在美國的職場跌宕起伏，但我始終在華文的天地耕耘，如果寫作是一份工作，這是我生命中唯一持之以恆的工作。起伏的生命經歷滋養了我的創作，文字承載了我連綿不斷的夢想。

記得一九七八年前，一位編輯在文學群裡約稿，讓我們回憶自己的處女作。群裡不少作家都是在出國後，等生活穩定了才開始提筆寫作，我也一樣。但是遙遠時光裡的一道光，照亮了青春，文字第一次變成鉛字，定格了少女時代最美的記憶。有一個文學貴人，從未見面，卻影響了我的一生。

那年我十五歲。同學閆梅要離開重慶，遠行拉薩，與支藏多年的父母團聚。她是我們班的文藝委員，杏眼如星，膚若凝脂，笑起來彷彿紅梅花開。她能歌善舞，多才多藝，離別在即，同學們紛紛為她留言送行。我寫了一首詩送給她，題為《送友進藏》。她的名字裡有一個「梅」字，我便想像，梅花既能在重慶綻放，也能在青藏高原上迎雪吐香。

▋有點光和營養 長出一樹青綠

大約半年後，我已年滿16歲，這首詩刊登在《拉薩晚報》上。我至今仍記得看到報紙的那一刻，世界瞬間明媚耀眼，光芒萬丈擁抱我。謝謝閆梅的父親也是閆編輯，是他刊發了我的處女作。生命中的開天闢地，如此安靜溫柔，又如此轟轟烈烈，文學的幼芽從此破土，只要有一點光和營養，就能長出一樹青綠。

我曾與幾位文友交流，談起年少時發表處女作的感受。一位文友說，他十四歲發表了散文處女作，從那之後，無論走在路上，還是走進教室，都覺得自己與周圍的人不再一樣，他相信文學會讓他與眾不同。

我也談起自己的感受，曾悄悄對自己說過：十六歲能發表小詩，將來一定要寫大文章。還有一位文友說，她第一次發表文章已是二十一歲，二十一歲已算青年，她自嘲自己是「文學青年」，而我們則是「文學少年」。後來我們又談及張愛玲十二歲在聖瑪利亞女中的校刊上發表了短篇小說《不幸的她》；瓊瑤九歲在《大公報》發表短篇處女作《可憐的小青》，她們的早慧遠超常人，頭銜應該是「文學神童」。

我的第一次發表是16歲，第二次發表已滿33歲，從16到33，其間17載冬去春來，我的成長之路少有鮮花，多是荊棘，自卑與懷疑始終相伴；但16歲的處女作一直在暗處撐我扶我。作為晚報編輯，閆叔叔一生刊發過無數作者的作品，他或許並不知道，一次看似尋常的編輯工作，悄然改變了我的人生走向。

許多年後，我在中國常規出版了十一本書，在海內外刊物發表文字數以百萬計，而十六歲時的那篇處女作，依然被我珍藏在心。每當寫作遭遇瓶頸，文枯句澀、對自己生出懷疑時，我便以那篇處女作提醒自己：妳應該行的，因為妳年少時的文字，曾經化為鉛字。世間有無數人可以提筆寫作，但文字要經編輯之手、刊發於報刊之上，被篩選出來的，終究只是少數。

我開始大量創作時，已是互聯網時代，信息四通八達。心中始終懷著感恩，我渴望拜訪那位從未謀面的、在文學路上為我開闢第一扇門的貴人。後來，我在網上看到一篇報導，得知閆叔叔退休後在成都安享晚年。我曾給《拉薩晚報》寫信，希望能獲得他的聯繫方式，終究石沉大海。

萬事隨緣，我最終放棄找尋，見與不見，都是我心中難忘的人。文學路上總有相遇的貴人，何苦非要見面？說說身邊的《世界日報》吧！我從2003年開始在《世界日報》發表文章，轉眼二十多個春秋遠去，一直在陪伴我的文學耕耘，給我信心和力量。

▋一生未曾相見 無聲照我亮我

幾年前，我在中國參加文學采風，與兩個作家交談時，他們感慨我在《世界日報》發表不少文章，認定我與編輯交情甚篤，希望索取編輯的微信。我當場澄清：我從未與《世界日報》的任何編輯見過面，哪來的微信？世報投稿郵箱是公開的，每位作者都得到公平對待，而我自己也收到過大量退稿。

光陰如水去，回首千帆過，真誠感恩生命中扶持我、影響我的人。縱然一生未曾相見，他們如明媚的陽光，也如溫柔的星光，無聲照我亮我，伴我前行。（寄自南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