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往／相識50年 憶崔明慧專業與熱情

我認識崔明慧 (Christine Choy) 已經50多年了。

上世紀70年代，我們這些從臺灣、香港來到美國留學的學生，經常在紐約唐人街組織各種活動。當時，我們非常需要反映華人社區和唐人街生活的紀錄片。我們第一個想到的人就是崔明慧，因為她拍攝的《From Spikes to Spindles》(從道釘到紡錘) 是記錄紐約唐人街最經典的紀錄片之一。

參與滋根 記錄農村變化

從那以後，每次舉辦活動，我們都會邀請她來放映電影，她總是欣然前來。無論是遊行還是社區活動，她總是背著攝影機，自己扛著設備，跟著大家一起記錄，彷彿鏡頭就是她觀察世界、參與社會的一種方式。

1988年，我參與創辦了美國「滋根基金會」，支持中國貧困農村女童教育，推動教育促進可持續發展，並支持婦女參與鄉村可持續發展項目。這讓我有機會深入中國最基層的農村，親眼見證中國經濟社會發生的巨大變化。我立刻想到了崔明慧。我認為，她是最合適的人選，能夠用她的鏡頭，把中國這場偉大的社會變遷拍成真正有價值的紀錄片。當我把這個想法告訴她時，她立刻表現出極大的興趣。

此後，每次見面，我們都會討論如何拍攝。她總是很快就在腦海中構思出電影的樣子：主角是誰、場景是什麼、人物關係如何、故事怎樣展開……後來，我們一起合作拍攝了四部紀錄片，其中最著名的是《雀鳥村》(Sparrow Village)。第四部關於北京農民工社區的紀錄片，因為種種原因，始終沒有完成，這也成為我們共同的遺憾。

拍攝這些電影的過程中，留下了許多令我終生難忘的回憶。崔明慧給我印象最深刻的一點，就是她對生活始終充滿熱情和激情。她想到什麼就會直接說出來，從不會因為擔心得罪別人而刻意掩飾自己的想法。她真誠、坦率，充滿活力，也充滿感染力。

她的思想非常進步。她常常告訴我，她拍電影的目的，就是替那些聲音無法被外界聽見的人發聲，用電影讓更多人看見他們的生活和處境。

專業素養高 特別能吃苦

作為紀錄片導演，她擁有極高的藝術敏感和專業素養。每到一個村莊，她都特別能夠吃苦。為了拍攝，我們常常要走進深山，汽車根本無法到達，只能徒步前進。她總是自己扛著沉重的攝影機，從來沒有一句抱怨。當地的交通條件十分艱苦，到處都是泥土和灰塵；住宿條件也非常簡陋，幾乎沒有條件好的旅館。有時候，我們會跳進河裡洗澡，在河邊刷牙，卻始終保持著樂觀和快樂，從未抱怨過一句。

我記得有一次，我們要爬到《雀鳥村》拍攝地最高的一座山，中間要經過一段非常陡峭的山路。崔明慧扛著她那台沉重的專業攝影機，一邊往上爬，一邊不停地喊：「嚇死了！嚇死了！媽呀！再也不來了！」可是一邊這樣說著，她卻一步也沒有停下來，還是堅持走到了山頂，堅持完成了所有拍攝。這也是她最可愛的地方。

好的記錄片 要會講故事

跟她一起拍電影的時候，她經常告訴我，她的腦海裡永遠都是一個又一個鏡頭。她一直在思考，怎樣把這些鏡頭串聯起來，講成一個完整的故事。她認為，一部好的紀錄片最重要的是講好故事。故事裡要有人物、有場景，更要拍出人物生活的環境、家人、親戚和朋友，讓觀眾真正理解這個人的世界，也理解這個世界為什麼會塑造出這樣一個人。

因此，她不僅擁有豐富的拍攝經驗，更形成一整套成熟而獨特的紀錄片創作理念。和她合作的這些年，我從她身上學到了很多很多。

崔明慧不僅對藝術充滿激情，對生活、對愛情也同樣充滿熱情。我還記得，我們一起拍攝北京農民工紀錄片的時候，經常走進他們簡陋的宿舍採訪、拍攝。就在那樣艱苦的環境裡，她依然會興致勃勃地和我聊起自己人生不同階段的愛情故事。她就是這樣一個充滿生命力的人。

在我心裡，崔明慧是一位充滿激情、極具藝術才華、富有真摯情感，也充滿正義感的人。她不僅是一位傑出的電影藝術家，更是一位元始終相信影像能夠推動社會進步、促進社會更加公平的行動者。

今天，當我再次回想起我們一起走過的歲月，那些翻山越嶺拍攝的日子、那些關於電影和人生的長談，都歷歷在目。我非常懷念她。

小檔案／《From Spikes to Spindles》(從道釘到紡錘)

道釘：象徵19世紀參與橫貫大陸鐵路(Transcontinental Railroad)興建的華人勞工，他們忍受艱苦環境釘下最後的黃金道釘，為美國交通建設打下基礎。紡錘象徵20世紀中後期在紐約華埠製衣廠中辛勤工作的華人女工(多為移民)。這部片不僅是勞動史的回顧，更直擊了1970年代美國社會運動的現場。

片中紀錄了：1. 社區自覺：華埠居民團結起來，對抗警察暴力、種族歧視及建商開發。2. 勞工權益：聚焦於製衣廠女工面臨的惡劣勞動條件，展現基層女性的掙扎與團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