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奶的認罪書(上)

一九六七年秋天的一個夜晚，星月無光。我從學校回家，就著昏黃的路燈，遠遠看見有兩個人在我們那棟樓的大門口站著，心裡奇怪，九點鐘了，怎麼還有人不睡覺，站在那裡？走近一看，是對門鄰居劉媽和東鄰唐伯伯，我趕緊與他們打招呼，他倆一邊答應，一邊走向我，我才知道他們是在等我。

他們的確有非同小可的事情要告訴我。這天晚上，居民委員會召集全樓居民開會，批鬥我奶奶。我如遭棒擊，勉強撐著，連聲追問：「為什麼？」

我不明白，奶奶是樓裡年紀最大的人，七十多歲了，滿頭白髮，找不見一根青絲；一雙小腳，三寸金蓮，瘦瘦小小的，個頭只有一米五。她一輩子恪守禮教，從不在鄰里說三道四、招惹是非，在南昌生活幾十年，不曾習得南昌話，只會說一口武昌話。雖然出身官宦之家，婚前養在深閨，在私塾裡熟讀經史子集，家道卻早已隨著辛亥革命皇帝退位而中落。

儘管受過良好教育，生命的軌跡卻循著「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而運行，婚後她只是撫養孩子，自己的孩子和孩子的孩子。我父親是她第七個孩子，在照顧我的日子裡，除了買菜燒飯，她的業餘生活僅僅是戴著老花鏡，捧著一本書——我帶回來的任何書。她從未犯過任何罪，為什麼要批鬥她？

唐伯伯和劉媽給我還原了當時的場景：會議伊始，照例是聲震雲天的口號：「坦白從寬，抗拒從嚴。敵人不投降，就叫他滅亡。」隨著一聲嚴厲的喝斥：「余克坤！」奶奶應聲站了起來，很茫然，不知道今天的禍事為什麼落在她的頭上。

批鬥會的程序和氣氛從來都是雷同的：一大堆的毛主席語錄、口號、誘導、恐嚇、咒罵……，最後才明白是要她交代她兒子和女婿的問題。

交代什麼呢？她的七個孩子只活了四個，其中二兒子去了台灣，女婿當了四類分子，更詳細的她真的不清楚，也不擅長用那個時代的政治詞彙表達。

因此她一聲不吭，任憑人聲嘈雜鼎沸，鬥爭的烈焰如同噴發的火山，她只是不發一言，以不變應萬變。

她的端莊沉靜激怒了居委會的革命者，他們吼叫著，聲嘶力竭地咒罵她的冥頑不化。最後，無計可施的他們聲稱要把她吊起來。

唐伯伯看見事態緊急，趕緊站起來，一邊陪著小心，一邊說：「哎呀，這恐怕不行呀。你們看看她年紀那麼大了，頭髮全白了，這一吊恐怕會出人命的呀。」

唐伯伯在南昌軍分區作炊事員，是樓裡為數不多的幾個吃公家飯的人。那年頭軍隊裡的人身分很高，他年紀又大，為人和善，在鄰里本來就威信很高，他一開口，眾鄰居紛紛附和，激進的造反派們不得不停止了喧囂。

唐伯伯接著建議：「你們看看能不能先把這事放一下，等她的孫女回來，讓她寫個認罪書什麼的，明天交給你們。」眾鄰居再次附和。居民委員會的頭頭覺得眾怒難犯，乘機下台，當場宣稱：「好，我們先放妳一馬，就這麼定了。」

唐伯伯和劉媽為此等在這秋天清冷的夜中，原原本本地告訴我這件事，千叮嚀萬囑咐：「妳明天一定要把坦白認罪書寫好，交到居委會主任手中，否則妳的奶奶性命難保。」

聽到奶奶差點被他們吊死，我的心如在泣血。可此刻根本不是哭的時候，我馬上表示明白這其中的厲害，對他們千恩萬謝，就三步併作兩步地上樓回家，擔心我的奶奶受到驚嚇。

當我看到奶奶的臉色如常，似乎什麼也沒有發生時，不禁大大地鬆了一口氣，同時也就抱怨開了：「哎呀，奶奶，你怎麼一聲不吭呢？激怒了他們，你要倒大霉的，他們什麼事都幹得出來。」我覺得奶奶真是不諳世事，不懂政治。

我與奶奶相依為命已經九年了，不能想像沒有她的日子我怎麼活著。文革伊始，在一片恐怖的打打殺殺中，我曾暗自慶幸，我的知識分子父母不在身邊，即使他們受到衝擊，我也不至於親眼看到他們被批鬥羞辱的慘景。

可是現在，因為他們遠在天邊，得要我這十二歲的孩子來承受坦白認罪的羞辱了。我心裡湧動著無盡的擔心和委屈，顧不得多想奶奶的感受，只想著天亮以後該怎麼辦。

現在想來，我真是不懂事，奶奶也是有自尊心的人，她能在批鬥會上說什麼呢？低頭認罪，自我作踐嗎？（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