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朵中東異鄉花

萊拉娜說「波斯」的時候，眼裡會出現一種特殊的光芒。公元前五五〇年，居魯士大帝建立了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多民族帝國，他頒布「居魯士圓柱」，宣布釋放被巴比倫人囚禁的各民族奴隸，允許他們返回故鄉。被流放的猶太人，就是在那時獲准回到耶路撒冷、重建聖殿的。

波斯文化更是一座燦爛的人類遺產——詩歌、數學、天文、建築、醫學……，詩人魯米的蘇菲詩篇，至今仍是世界上被引用最多的詩句之一。

唐朝初年，薩珊波斯帝國覆滅，最後一個國王的兒子卑路斯王子，帶著遺臣翻山越嶺，抵達長安，向唐高宗求援。唐高宗給了他一個「波斯都督」的封號，但大唐軍力鞭長莫及，卑路斯王子幾次試圖借兵復國，均告失敗，最後在漫長的等待與失望中，客死長安。

當我把這段歷史說給萊拉娜聽的時候，她那雙深黑色的眼睛裡，有什麼東西悄悄地潤濕了。「我外公給我講過。他說，波斯人早就懂得，當自己的土地被烈火燒盡的時候，只有離開，才能讓文明繼續活下去。」

娜麗和萊拉娜聰明、勤奮，對生活有一種沛然的熱情，不輕易在人前流露脆弱。有一次，我們聊到了命運，「你說，人的命運，是自己決定的，還是環境決定的？」娜麗問我。我想了很久，說：「個人的努力，大約能決定三成。其餘七成，是你生在哪裡，生在哪個年代，那個地方的政治走向如何。」萊拉娜點了點頭：「所以我父親說，一個知識分子最大的悲哀，不是才能不足，而是生錯了時代。」

我想到了中國，想到了一九四九年，多少大陸的家庭本來耕讀傳家、豐衣足食，國共內戰的炮聲打破了這一切——有人跟著國民政府撤退台灣，骨肉分離；有人留在大陸，捲入隨後幾十年的政治運動；有人逃往香港，逃往東南亞，逃往美國。這些家庭，和娜麗的家族，和萊拉娜的家族，命運何其相似，不過是一場政治地震的無辜受難者，被迫流離失所，散落天涯。

讓一個國家陷入戰亂和貧困的，往往不是外來的征服者，而是自己人舉著某種旗號，把整個國家綁架進一個宏大的政治敘事之中。「正義」、「革命」、「聖戰」、「主義」……，這些詞語，在歷史上害死的無辜人命，遠遠超過任何瘟疫和自然災害。

後來，工作的調動和人生的轉折，讓我們漸漸失去了聯繫。三十多年，就這樣過去了。有時候，在夜深人靜的時候，我會想起那兩個異鄉的女子，想起娜麗說「我們亞美尼亞人，似乎天生就是流亡者」時的平靜深沉，想起萊拉娜說「波斯，我想回去」時眼睛裡那片複雜的光芒。

她們的故土，至今仍在風雨之中。亞美尼亞近年與鄰國爆發領土衝突；貝魯特的港口在二〇二〇年的大爆炸中被夷為平地；伊朗街頭的年輕女孩，仍在為摘下頭巾的自由而奮鬥。歷史是一條不肯停歇的河流，帶著舊日的泥沙繼續向前。

而那些被命運拋擲到異鄉的人們，靠著自己的才智和意志，在陌生的土地上重新長出了根，開出了花。娜麗和萊拉娜身上，有一種我難以言說的東西，那是一種在巨大的失去面前，依然願意微笑、依然認真生活的力量。也許，這才是人在面對命運時，所能做到的最後的、也是最深沉的尊嚴。

月光仍舊清亮，窗外的矽谷，燈火在山谷間蔓延，像是一片不眠的星河。我閉上眼睛，想起了那個年輕的波斯王子，在長安城的客棧裡，一次次遙望著故鄉的方向，一次次失望，最後在異鄉闔上了眼睛。他的骨血，混入了長安的黃土之中，而他的故事，卻在一千多年後的一個灣區的夜晚，被一個中國人輕輕地憶起。這，大概也是一種不朽。（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