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當澆鑄工(下)

這個老羅大概四十多歲，是一機廠調來的老工人，我怎麼也沒想到他會來整我。怎麼辦呢？我反覆思索，對這樣的人，也許沒別的辦法，只能敬而遠之。幸虧這時我辛苦勞作了整整一年，輪到有兩個星期的探親假，我就回上海去過年了。

這段時間發生了一件大事。從一九七八年底開始，雲南西雙版納建設兵團的知青集體抗爭，他們除了罷工、臥軌，還組織了一批人到北京，在天安門廣場靜坐，強烈要求回家。到一九七九年二月，國務院下達文件，終於同意知青可以退回原籍，結果還蔓延成了全國知青的大返城，轟轟烈烈的上山下鄉運動從此結束，走進歷史。

這時正在上海家中的我，要不是收到一名原建設兵團知青朋友的一封信，還真如同被蒙在鼓裡呢。讀信後，我第二天就出發趕回思茅，廠領導看了我的退職申請書後，勸我考慮不要走，因為他們原本計畫讓我在最艱苦的車間鍛鍊一年，如表現好就調我到辦公室工作。我還是婉拒了，因為我想繼續做我喜歡的提琴。

拿到通用廠的文件後，我去普洱縣公安局辦理遷移戶口，工作人員告訴我，需要有南屏公社的證明，證明我曾在那裡插隊，公社要大隊的，大隊又要生產隊的。於是我只好再從光坡跑起，一個一個橡皮圖章蓋下來，整整跑了十天。

到光坡後找到老李隊長，他叫我先把欠隊裡的錢還了，再來開證明。不對啊，我哪裡還欠隊裡錢啊？我立即衝到藍會計家，他翻了好一會兒，找出一張紙，歪七扭八地寫著我預支了一百八十元，簽了我的名字並按有指印。我一看，根本不是我寫的，心裡著急，拿著那張紙就要立即去思茅鎮派出所，我想那裡應該有人能鑑定筆跡和指紋的真偽。

剛衝出門，藍會計就追上來把我拉住，他說：「算了，你不用去了，這事還是讓我們隊自己調查處理吧。」當即他陪我去叫老李隊長開了證明。

等證明都弄齊了，就去普洱縣公安局辦理，拿到了戶口遷移證。可是第二天，這扇門就被關住了，停止辦理已經從農村上調到城鎮單位的原知青的戶口遷移，我暗自慶幸自己趕上了末班車。

然而我拿著戶口遷移證到上海公安局華山路派出所報戶口，卻被趕了出來，還勸我再回雲南去，說上海市政府根本沒有同意我們退回。我們思茅退回上海的這批知青，都成了所謂的「袋袋戶口」。

想想當年一九六九年從上海註銷戶口，才用了十分鐘，到一九七九年退回，直到一九八五年報回上海戶口，卻用了整整六年，還是由這批插友中的不少人三天兩頭、堅持不懈地去人民廣場邊的人大信訪處「上班」，要求報戶口和分配工作，才爭取來的。

一九九六年我故地重遊，來到思茅通用廠，只見原來的廠房和職工宿舍已經變得破敗不堪。最離譜的是，好不容易傍晚找到了原來的司務長老朱，他家居然連電燈也沒有，要用煤油燈來照明。

從他口中得知：改革開放後，通用廠的產品因無力與進口貨競爭，到九○年就不得不停產倒閉了，員工全部下崗失業，大家只得自謀出路，他接了些加工中藥冰片的業務在家做，弄得家裡滿是冰片的味道。那個被打成反革命的張友澤，在八○年代中期就已得到了平反，被派去工商銀行工作了。（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