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當澆鑄工(上)

在經歷了九年的上山下鄉插隊落戶後，到一九七八年初，我被上調到了雲南思茅通用機械廠，至此總算由農村戶口變回城市戶口了。通用機械廠是一家新成立不久、製造翻斗車的工廠，我被分配在翻砂車間當澆鑄工，每星期一至星期五，除了破箱把新鑄件取出、清砂之外，還要掄起十幾磅重的大鐵錘，將生鐵塊或報廢的鑄件砸碎；到了星期六開爐那天，便將這些碎鐵倒入爐中，等燒化後開爐，把攝氏一千多度的鐵水接到鐵水包裡。

所謂的鐵水包有兩種，一種是大包，是固定著兩根長鐵桿的圓筒形容器，鐵桿兩端各由三個人抬起。鐵水包本身已經很重，裝了鐵水後有五、六百斤重，由六個人小心翼翼地抬著，緩慢前行至模具旁，還要非常仔細地均速灌注到大型模具裡，必須一氣呵成。另一種是小包，由一個小圓筒和一根斜著的長鐵柄組成，由一人抬著裝了鐵水，然後澆注到小型模具裡，重量也不輕。

一開始，車間主任先叫我們六人站成一排，然後挑出兩名個頭比較高的，我和另一人被選中了，我們兩人就被派在中間，面對面雙手握住左右兩邊的鐵桿，最吃重的就是我們兩個。雖然我的左右兩邊都各有一個幫手，但他們兩人常常偷懶、使假力氣，我只好拚命頂著，因為鐵水如果倒翻澆到腳上、腿上，後果將不堪設想。大家邊抬邊走、邊喊著號子，有個人叫著：「活著就要拚命幹，一生獻給共產黨。」我在後面加了一句玩笑話：「死了就算。」

這是全廠最重的體力活，也是最危險的，每月供應糧食五十斤，這麼多糧食我可吃不完，我的胃就這麼大，勞動再累，飯還是塞不下太多。第一個來跟我說的是車間主任老李，他說他老婆小孩都是紅旗大隊的農民，那裡每年分到的糧食根本不夠吃，我就每個月把多餘的八斤給了他。

有一天我正在翻砂車間外面敲鐵塊，有人叫我進車間開會。一會兒，見廠長老郭來了，後面跟著兩個警察押著一個人，老郭說：「這個人在文革初期任造反派組織的頭，後被定為反革命分子，現送來本廠接受勞動改造。」接著就把他交在了我們翻砂車間，讓我帶領、監督他勞動。廠長還特別關照我，如他有什麼反動言論之類的就立即上報。

他叫張友澤，思茅本地人，那年三十歲。隨後他就跟著我一起掄大鐵錘，砸碎生鐵塊和報廢的鑄件，我們兩把大錘輪流、有節奏地對砸，幹勁十足，幹累了就找個地方坐下休息聊天。因為他也鍾情於文學與文藝，因此一交談便如遇知音，話題自然滔滔不絕，和他聊得一高興，自然就有說有笑的，旁人看來哪像是什麼監督勞動。

這樣過了一段日子，突然車間主任來宿舍找我，叫我要小心，因為那個原來和我一起砸鐵的老羅，已經向他告了好幾次狀了，說我和反革命分子打得火熱。他一直把這事壓著沒有上報，再這樣下去，恐怕老羅會直接去找廠領導說。

我一開始就是跟著老羅敲鐵的，這一人一錘對砸的方法就是他教我的，起初我掄大錘三五下就累得不行，但我很快找到了使用巧勁的方法。有一天他又來叫我和他對砸，已經砸碎不少了，他還是每砸一錘就叫我：「再來一下、再來一下。」我就聽他的指令，一直不停地拚著跟他繼續砸。

突然，聽到他慘叫一聲：「哎呦！」就僵住不動了，錘子也揮不起來了。我趕緊扶住他坐下，他說是閃了腰，之後有好幾天都沒來上班。這讓我覺得有點自責，後悔自己太好勝，明明已經很累了，還和他硬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