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矽谷往事

一九八二年我在美國獲得電子碩士學位，接著在加州矽谷的超微半導體公司（ＡＭＤ）得到美國的第一份工作。當時除日本外，世界的積體電路產業都集中在矽谷，知名的有快捷半導體、國家半導體、超微、英特爾等公司。現在的台積電、聯電和南韓三星、海力士等，都是四十多年後的事。

矽谷的積體電路生產業後來為什麼都移往國外？並不是外國有特殊力量，而是美國自己把積體電路業往外國推出去，外國政府再往國內拉進來，這兩種力量交互作用，最終掏空了美國的積體電路業。積體電路生產是資本和技術密集的產業鏈，即使有這兩種力量，往外遷移也不容易，此非一朝一夕之功，是逐漸完成。

我運氣好，畢業時正逢積體電路的膨脹浪潮。矽谷謀職時，每家積體電路公司都需才孔亟，報紙每天都有許多徵人廣告，我的履歷表寄出去，很快就面試，幾星期後就拿到國家半導體和超微兩家公司的聘書。兩個選擇機會，決定去哪一家不容易。我最後選了超微，因當年超微的董事長傑瑞（Jerry Sanders）聲明「不裁員政策」，在美國第一次找工作，當然以工作穩定為優先考量。

超微當年在矽谷有十二條積體電路生產線，每條產線的工程師和員工有四百多人，直接從業人數超過五千人。那時超微從事記憶體，英特爾則專注在中央處理器（CPU）的研發和生產。記憶體像人腦的記憶部分，中央處理器則是思考和決策部分，互為依存，缺一不可。兩家的主要客戶都是號稱「藍色巨人」的國際商業機械公司（IBM）。

IBM的採購原則是必須維持兩個供貨來源，讓雙方競爭，以免採購價格被予取予求。問題來了，IBM的採購量大又種類多，業界僅有英特爾能供應中央處理器，超微能供應記憶體，維持兩個採購來源不容易。它的辦法是讓英特爾和超微互相交換技術，扶植到對方能量產為止。

從那時起，我任職的超微才有了中央處理器的技術。起初它們生產的中央處理器運行速度慢，發熱量高，性能比不過英特爾，但仍占有市場一席之地；後來持續改進，遂能在中央處理器領域和英特爾平起平坐。高科技行業的競爭激烈，有時一點不經意的改變，就能翻轉整個事業的發展方向。

當時的積體電路是新興企業，許多製程，包括沉積、布線、清洗、刻蝕等要用到很多化學溶劑，這些溶劑毒性強，如何處理還在摸索階段。問題又來了，一九八一年快捷半導體發生有毒溶液洩漏事件，公司花費了一千多萬元，幣值相當現在的十多億，更換被汙染的土壤及加強水質監測。快捷公司遭此重創從此走向下坡，最終退出市場。

加州政府從這事件警覺到事態嚴重，為保護環境訂定了嚴格的環保法。積體電路公司要執行這些環保法，須改善製程，有時改善製程投入的資金，甚至比新建積體電路生產線花費更大，加上員工薪資和土地價格飆漲，形勢所迫，許多公司紛紛遷往環保法寬鬆、土地和人工便宜的德州奧斯汀地區。

那些年台灣正從農業往工業轉型，台灣沒有積體電路的研發和生產技術，為什麼政府還要以它為發展重點？這要歸功於決策者的高瞻遠矚，他們判定積體電路有發展前途，沒有技術，就去矽谷召募有技術的人，這樣只要資金設備到位，很快就可運作。當時南韓的發展策略也相同，於是南韓和台灣初創公司都在矽谷設有徵人據點。

南韓和台灣爭相挖角的條件類似，都是薪資增加百分之三十，其他福利不變。那時矽谷的電子工程師年薪在三、四萬美元之間，換算成新台幣月薪是十萬以上，是台灣工程師的三、四倍，再增加百分之三十，公司人事費用太高，財務無法平衡。

解決辦法是薪資的七折發現金，其餘換算成股票支付，辦法雖好，但有可能看到吃不到，因股票價格隨股市變動，如果公司經營不善，股票價格下跌，等於薪資損失。即使如此，人不親土親，還是有許多工程師返台工作。

我任職的超微公司福利之一是幫工程師申請工作證及辦綠卡，律師費公司負擔。我當時正在等綠卡，錯失了返台的機會。沒過幾年，返台的工程師不僅升任公司重要幹部，還因股票增值，進入百萬富翁行列。「生死有命，富貴在天」，這是當初意想不到的事。回頭來說快捷公司有毒溶液洩漏的事，此事件是積體電路企業遷出矽谷的轉折點。事件發生後的第二年，超微宣告公司積體電路生產線將遷往奧斯汀，願去的人薪資照舊，搬家費公司負擔。半年後，生產線搬遷順利，矽谷的積體電路生產規模縮編。又隔半年，超微放棄了「不裁員政策」，開始裁員。

公司裁員，人心惶惶，工程師雖躲過了一劫，仍不得不為自己打算。南韓和台灣的徵人機構還在，於是掀起了第二波矽谷從業人員往亞洲的移動，公司生產、測試、封裝等各部門人員都移往外國，台灣和南韓逐漸完善了積體電路的生產鏈。

回憶起來，這些都是四十多年前的往事。當年初創的台積電公司，現已是台灣經濟的主要力量，成了護國神山，世界二奈米、三奈米晶片的高端技術都掌握在他們手中。

近年雖在壓力下，將部分產能移往美國的亞利桑納州，但台積電因技術專精，員工勤奮，未來仍將在積體電路界叱吒風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