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欄的陰影

我一九六○年上小學，從入學起，我就是個品行端正、學習努力、勞動積極的「三好」學生，老師常在班裡表揚我，還讓我當班長。可在那個年代，還講究「家庭出身」，這令我的心情變得格外沉重。

當我第一次填表時，寫名字、寫年齡都順暢，唯有「家庭出身」那一欄，我的筆尖頓了一下，寫下了「職工」。老師接過表格，眼睛停留在那一欄上，問我：「你爸爸在哪工作？」「在防疫部門。」我小聲回答，聲音低得只有自己聽得見。

同學也好奇：「職工？你爸是工人嗎？」我怔怔地說：「不是，他是國家機關的職工。」他們的眼神立刻變了，不是敵意，只是那種「哦，原來是這樣」的若有若無的疏離。我不懂政治，也不懂「出身」意味著什麼，只覺得那兩個字下藏著一層看不見的陰影，讓我莫名地不安。

我的家庭出身真是「職工」嗎？被問得多了，我自己也懷疑起來。那天放學後，我悄悄地問奶奶：「我能看看咱家的戶口本嗎？」奶奶端出她那個紅漆小木箱，翻到箱底才找出本子，她邊翻邊念叨：「報名上學時不是都看過出生年月了嗎？」我急著說：「不是看我的出生，是看家庭出身。」

首頁戶主是爺爺。爺爺年輕時在城市行醫，略有積蓄時，他就給在鄉下的曾祖母買了薄田。土地改革時，那幾畝地就成了定性的依據，曾祖母被評為「中農」，於是爺爺的家庭出身也成了「中農」。

爸爸一九四九年大學畢業，爺爺的醫師職業使他的出身被畫為「自由職業」。而我呢？當然只能照爸爸的職業填「職工」，按理說沒錯，可這兩個字，怎麼看都不像是能讓人放心的答案。

過了兩年，老師在課堂上嚴肅地說起了家庭出身，還在黑板上寫下「有成分論，不唯成分論，重在表現」。那時候我並不完全懂得這些政策變化背後的含義，只是模糊地覺得，也許自己不用再為那一欄煩惱了。

可形勢說變就變，從一九六三年起，本來是要整風整社、清查帳目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很快就帶上了強烈的政治色彩，人們被要求重新畫分「成分」，再一次分清「敵我」。「重在表現」的口號漸漸退到一邊，取而代之的，是一陣陣關於「階級立場」、「家庭背景」的追問。

到了高年級，同班同學都學會了辨認彼此的出身，學會了在交往中保持分寸。儘管我們唱的是同一首歌「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可我心裡明白，有些孩子的路將走得比別人更艱辛。

一九六六年，我小學即將畢業，報考初中時，又一次要填表，「家庭出身」一欄我依舊填上「職工」。爸爸因工作認真、業務出色，早已調到邊防檢疫站任站長，可我仍能感到那一欄文字像一道無法抹去的印記，比學習成績、品行評語都更能決定一個孩子的命運。我已懂得，世界並不完全由個人努力決定，還有一些東西在無聲地畫分著命運的邊界。

果然，不到一個月，文化大革命爆發了。學校停課，課堂上再也聽不見讀書聲。社會上「血統論」盛行，「家庭出身」一欄成了分界線：寫著革命軍人、革命幹部、工人、貧農、下中農的後代，都被稱作「紅五類」，站在了舞台的中央；而其他出身的孩子，則悄然地退到角落。

很多同學的家庭都受到衝擊，有的被畫為「黑五類」，有的成了「臭老九」的子女。我也不能倖免，爸爸被扣上「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帽子，一夜之間，從受尊重的站長成了被批鬥的對象；媽媽不再是生物教研組組長，卻淪為「臭知識分子」，又因她的兄姊在國外，還被懷疑為「海外特務」；爺爺每天上午忙著給病人看病，下午還要去學習班學習反省。

文革的那些年，我們全家都戰戰兢兢地活著。後來，我憑著一點專業技能，進了鐵路局。有了工作，又得填表，仍逃不過「家庭出身」那一欄，我依舊寫下「職工」，儘管是以「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身分，被特批錄用。

四十年前，我來到美國。入境那一天，移民官遞給我一張表格，我本能地尋找「家庭出身」那一欄，可找了一遍又一遍，只有「姓名」、「地址」和「出生國」，再也沒有多年讓我心驚膽顫的那一欄。此刻，我才真正明白，有些恐懼並非來自紙上的文字，而是來自被區分、被定義的年代。

後來，我有了兩個兒子，小時候我為他們填寫表格時，只需寫下「家長姓名」、「緊急聯繫人」。半個多世紀前的陰影早已散去，每當提筆時，我心中仍會輕輕一顫，那不是恐懼，而是一種對時代更替的慶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