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叔叔的列寧山

我初識馮叔叔時還是初一學生，後來他成為我的姨父。他和孃孃（阿姨）婚後共同生活六十餘載，有過溫馨甜蜜，也曾共度時艱，在內外交困的日子他們如涸轍之魚相濡以沫，撫養三個子女長大成人，還兼顧著我們幾個外甥。

幸運的是他們終於享受到安康晚年，幾年前相繼以過鮐背之年高齡離世。他和孃孃多年來對我，及延續到對我兒子的關心及幫助，我從未淡忘。

少年時我是個不討喜、不善交友的孩子，唯獨喜歡看書，馮叔叔經常查問我讀書的內容，也批評我讀書不加選擇。

記得初一時，我讀到某本書主人公說：「時間，走向墳墓的路途。」我並不解其意，卻幼稚地當眾賣弄。不料他當場質問我：「你懂這句話的意思嗎？」並告誡我不要讀成年人的書。

他了解我的性格缺陷，想幫助我克服莫名的「驕氣」，為此曾帶我下鄉和農民同吃同勞動。我嫌棄農民說話粗魯，只待兩天就跑回家，我知道他為此而生氣，幾天後他來我家，我躲開不敢見面。

我們暑假經常到他們位於大學校園的家小住，進入高中忙於功課才很少去。後來我的母親突發急症病故，他們的家就成了我們第二個家，直到我離京。多年後，我從外地調回北京，我們才恢復密切聯繫。

上世紀八○年代開始實行「人才流動」政策，我趁機到幾個單位應聘，試圖離開我不擅長的中學教師工作，但都被原單位以不同藉口阻止而未果。這時馮叔叔建議我聯繫他和孃孃任教的大學，我雖然認為希望渺茫，也抱著「試試無妨」的態度聯繫該大學外語系，不承想，他們當即表示歡迎我去任教，而且直接報到入職，無須參加任何考核。

可能因為這所大學馳名中外，我的原工作單位對我欣然放行。我在新學校兢兢業業工作，獲得學生和業務主管老師好評。

一次，馮叔叔笑瞇瞇地對我說：「我看見李先生了，他稱讚你教學很受學生歡迎。」我後來得知李先生是馮叔叔一九四九年在該校外語系讀書時的老師，退休前任我們的系主任，當時以顧問身分指導教學和教材編審。我明白馮叔叔得意於李先生對我工作的稱讚，是「家長式」自豪感的流露。

我後來回想，我的調動如此順利，一定得助於馮叔叔鼎力推薦，雖然他從未提起過。同時，分別就讀小學和初中我的兩個兒子，也在孃孃幫助下入讀該校有名的附小和附中，我得以無後顧之憂全心投入教學和教研工作。

我兩個兒子也在該校一直順利讀書，直至完成大學學業後出國留學，他們至今未忘馮叔叔和孃孃的幫助，甚至長大成人後，他們有時還會談起這些往事。

記得因為我的大兒子比較調皮，馮叔叔對他格外關注，每次去他家都會督促他的學習，告誡他遵守學校紀律。為此他的弟弟總「幸災樂禍」地調侃：「又遭到教育啦？」

屈指算來，我與馮叔叔相識相交近七十年，不可謂不熟悉，但是我心底對他一直有個「不解」之處。他任教政治課，五○年代曾準備保送去蘇聯讀碩士（蘇聯稱「副博士」）學位。每次來我家，他都提一個裝滿俄文精裝書的小籐書箱，使我不由心生崇拜。後來他把這個書箱送給我，可惜文革中不知所蹤。

我在他宿舍曾聽過他反覆放一張唱片，是高亢男高音獨唱，我也聽會了：「親愛的朋友，我們都愛列寧山，從高高山上我們瞭望四方……。啊，世界的希望，俄羅斯的心臟，我們的首都莫斯科。」這首歌在中蘇關係破裂後不再傳唱，馮叔叔也留蘇未果，卻被調離大學到中學任教，箇中緣由從未聽他提起，我也從不敢問他。

據我所知，他在以後歷次政治運動中，都是「被批評、被批鬥」對象，但是我見到的馮叔叔，好像一貫寵辱不驚，既得志不狂，也順受整肅。在我們子侄輩印象裡，他是個愛說笑也愛管教孩子的長輩。

後來我得知他一九四九年就讀於大學英語專業，他的很多同窗後來都成為英語教授或知名翻譯家，我不禁又吃驚又遺憾。有幾次我不無嚴肅地和他談起這個話題，埋怨他「傻」才去教一輩子政治課，還說如果他也是英語專家，我一定受益匪淺。

這種情況下他總是沉默不語，從未爭論也不表態。我不敢揣度他是否與我同感，也許多變的社會際遇，已練就他洞明世事後的圓熟謙恭，和曾經滄海難為水的超然。

但是我始終認為馮叔叔家庭美滿，術有專攻，本應成就大業，給我們留下傳世之作，如果……。不過，我也希望馮叔叔對自己的選擇無怨無悔，仍然嚮往著心中的那座列寧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