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座無名的橋

那是一九九四年九月，我第一次踏上美國的土地。走出登機口時，手心已經濕透。人群流動，我拖著行李張望，始終沒有看到先生的身影。接機的人漸漸散去，我站在原地，一時不知該往哪裡去。

就在那時，一對老人朝我走來。輪椅上的婦人神情安靜，推著她的老先生腰背筆直，眼神清亮，他看著我，像是早就認出了我，「你是不是John的夫人？」他問，「我們也是來接你的。我是Papa，她是Mama。」那一句話，輕輕落下來，像有人替我把心裡那點慌亂安放好了。不久之後，先生滿頭大汗地跑來，還在解釋錯過的緣由，可那時，我已經不再慌了。

我就這樣認識了Papa和Mama。他們是虔誠的基督徒，Papa曾是軍人，Mama因身體殘疾，長年坐在輪椅上。多年來，他們在波特蘭接住一批又一批初來乍到的留學生。

我在美國的第一個感恩節，是在他們家度過的。門一打開，暖意便湧了出來。長桌上，是一桌再傳統不過的節日食物：烤得金黃的火雞、鋪著棉花糖的甜薯、淋著濃稠蘑菇醬、撒著脆洋蔥的四季豆砂鍋、帶著罐頭紋路的蔓越莓醬，還有飄著肉桂氣息的南瓜派。Mama坐在輪椅上，看著我們來來回回地盛菜，笑得很輕。

刀叉碰撞的聲音低低地響著，笑聲時而浮起，又慢慢落下。飯後，Papa拿出賓果（Bingo）卡，一個數字一個數字地念，有人喊出「Bingo」時，整張桌子像被點亮了一瞬。窗外是冷的雨，屋裡卻一直暖著。

後來有一年，姊妹從中國來看我。那時Papa已九十歲，開車時仍坐得筆直，他帶我們往胡德山（Mt. Hood）去。山路一圈一圈往上繞，雪慢慢靠近，白得發亮，像從天邊舀下來的一勺香草冰淇淋。

回程的路上，他忽然把車轉進勞特代爾（Troutdale），在Sandy River Bridge旁停下來，「這裡有回聲。」他說。我們站在橋上喊了一聲，聲音清清楚楚地回來了，像遠方有人應了一句。我們一聲一聲地喊，笑聲在山谷之間來回，Papa站在一旁，看著我們，像個孩子。他也帶我們去看小鎮的國慶遊行，消防車緩慢地駛過，老兵敬禮，孩子們騎著繫滿彩帶與氣球的腳踏車，把糖果一把一把拋向人群。

後來我才慢慢明白，他們所做的，其實不過如此：不過是推著輪椅，在機場接過一個個初來乍到的年輕人；不過是帶著一盒盒剛出爐的曲奇，敲開一扇扇陌生的門，問一聲冷暖；不過是在節日裡多擺幾套餐具，讓我們圍坐下來，吃一頓熱騰騰的飯；不過是用賓果、猜字謎，或綁著氣球的賽跑，在笑聲裡讓彼此慢慢熟絡；不過是一次次帶著我們去郊遊，讓一座原本陌生的城市，漸漸有了溫度。

只是這些事情，做得久了，久到跨過了半個世紀。

被他們接住的人，早已不止上千，於是那些溫暖，也就一點一點地留下來了。

他們一直在那裡，像一座沒有名字的橋，讓我們這些初來的人，從孤單的一端慢慢走過去，走到可以停下來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