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工團往事雜憶(下)

我們下鄉徵糧的渠縣地處川北，正是小說「紅岩」中江姐開展地下黨活動的地方，當地土匪猖獗，是對徵糧隊最大的威脅。為避免被土匪偷襲，我們經常變換住地，有時甚至一天更換好幾個地方住。

一天，工作組地方幹部很晚還沒有回來，隨著夜色漸深，組長愈來愈懷疑他是去向土匪通風報信，決定立即轉移。那夜伸手不見五指，我們不敢走大路，只順著稻田田埂，深一腳、淺一腳，不停踩到稻田泥水裡。雖然都帶著手電筒，但我們不敢打開照亮，只慶幸天色漆黑，不大會暴露目標。

就這樣摸黑走了很久，最後鑽進一個農戶家空置的穀倉裡過了一夜。天亮一看，槍栓、槍筒黏滿了泥巴，大家意識到昨晚的狼狽相，啞然失笑。

大概是在四月份的一天早上，土匪聚集了上千人襲擊臨巴區政府，住在臨巴小學的三、四十位文工團員和區政府工作人員，趕緊集中在院裡的炮樓上禦敵，炮樓四處有槍眼，大家手裡都有槍。土匪有的拿槍，有的拿刀，從早上大約十點到下午四、五點，嗷嗷叫著輪番往樓上進攻，形勢非常危急。

第一個被派去送信給解放軍大部隊的同志犧牲以後，又派了第二個，終於，到了下午四、五點，大部隊趕到，擊潰了土匪。當時，我的家鄉伙伴柴明節，就在那個炮樓上，我當時在另一個地方。

因為匪患的原因，我們外出工作，通常都會選擇在白天，但難免有需要夜間外出工作的時候。一天夜裡，大約八、九點，我獨自外出工作，走著走著，忽然聽見身後有腳步聲和說話的聲音。我本能地驚覺起來，閃身隱藏進路邊的稻田，掏出別在腰間的手槍，子彈上膛，大拇指鉤著保險閥，做好開槍準備。

稻子長得有半人高了，稻田裡瀰漫著平日裡我非常喜愛的那股新鮮稻苗清香的味道，以及夜間此起彼伏的蛙鳴聲。可此時此刻，我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愈來愈近的腳步聲上。後面的人漸漸走近，從口音上，我聽出來是幾個農會幹部，緊繃的心頓時放了下來。

不料，勾著保險的大拇指也隨之鬆開，只聽「砰」的一聲槍響，子彈把我捂住槍口的左手手心擊穿。聽到槍響，幾個農會幹部大驚失色，立刻就地伏下，準備還擊。情急之下，我趕緊起身大喊：「是我，是我，自己人。」

聽到槍聲，住地工作隊姜指導員帶急救包趕來，將我的傷口包紮好，第二天一早，送我到縣醫院給傷口消毒後重新包紮。至今，我左手掌心與中指之間是沒有骨頭的，幸虧缺的這塊骨頭，並不影響我吹笛子。

政權更替，反抗新政權的事例並不鮮見，往往釀成悲劇。徵糧隊有我一個「海岱中學」的同學柴健，也是我的小同鄉，我們在南京一起考上的文工團。一天，他去一家寺廟開展工作，言語間，與廟裡的老和尚發生爭執，這個和尚非常仇視共產黨，破口大罵之餘，舞起禪杖大打出手，情急之下，柴開槍將他打死。

事後調查說，老和尚是國民黨潛伏下來的特務，因此，柴並沒有受到任何處分，此事不了了之。正所謂，亂世人命不值錢。

文工團下地方的主要工作，是向當地地主、富農徵糧，每人分管一個片，由當地幹部負責通知地主、富農到村裡空地開會。我負責的那個片，第一次開會大概來了二、三十人，但無一人配合，人人叫苦，說無糧可交。那就只得懲罰了，怎麼罰，完全由我一人決定。

於是我就用笨辦法，不打也不罵，罰他們一群人在空地上跑步、曬太陽，什麼時候想通了，交了糧，就可以不用來了。那時候，我還不到十八歲，真誠地認為這是一個任務，要很嚴肅、認真地完成。

除徵糧外，我們也四處做些宣傳活動。一次我來到一個農戶家裡做例行宣傳，剛進屋，出來一個姑娘，一把將我拉進她的閨房，劈頭蓋臉問道：「你們解放軍還收不收女兵？」原來，她把我當成了一個女兵。也難怪，我原本長得白淨些，營養不良比較瘦小，加之在農村沒有條件理髮，被她誤認。與她獨處一室，我不好意思告訴她我是個男的，只得含糊其辭，說回去給領導匯報，慌裡慌張逃出了她的房間。

渠縣半年，我們完成了徵糧任務。離開之前，在渠縣城外一個廣場開慶功會，在團長政委組織下，留下了一張珍貴的集體照（見圖）。（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