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堂精神病實習課

很多年過去了，每當我坐在安靜的診室裡，聽到漿得發硬的白大褂在起坐間發出細微的沙沙聲，記憶的潮水總會把我的思緒帶回多年前在醫學院上學時的那個清晨。那是我人生中第一堂精神病學臨床實習課，它像一把鋒利的刀，在我不諳世事的青春裡，刻下了一道至今無法磨滅的痕跡。

那是個春末的早晨，薄霧如輕紗般籠罩著那座有些年頭的精神專科醫院。我們一行實習生站在門前，下意識地整理著自己的白大褂——那是我們的鎧甲，也是區分「正常」與「異常」的楚河漢界。

然而，跨進大門的第一步，這層鎧甲就被剝離了。「把白大褂都脫了，留在大廳的更衣櫃裡。」帶教老師的語氣平靜卻不容置疑。「為什麼？」有人低聲問。「聽說過白大褂綜合症嗎？為了不刺激他們，在這裡，醫護人員和病人之間沒有服裝的區別，唯一的不同，只有胸前這塊指甲蓋大小的名牌。」

脫下白大褂的那一刻，我突然有一種奇特的心虛感，當身分的標識被模糊，誰是清醒的觀察者，誰又是被禁錮的局外人？

走廊的牆壁粉刷成溫和的淡米色，牆上掛著一排精心裝裱的名人肖像，陽光從高窗投射下來，斑駁地落在一張張面孔上。我漫不經心地掃過去，目光突然定格。

那是一張年輕而明亮的臉——邁克爾·菲爾普斯（Michael Phelps）。那條在奧運泳池劈波浪、包攬男子游泳金牌的「美國小飛魚」。照片上的他咬著金牌，笑容完美無瑕。可在很多年後，當他在新聞裡公開承認自己多年來一直深陷重度抑鬱症、注意力缺陷多動症（ADHD）以及自殺傾向的深淵時，我才猛然讀懂了多年前那張照片掛在精神病院走廊裡的真正含義。

不遠處掛著另一張華裔女性的面孔，她留著俐落的短髮，眼神熾熱、清澈，卻帶著一種近乎燃燒自己的執著——張純如（Iris Chang），那位用一部著作《南京暴行：被遺忘的大屠殺》撼動了整個西方世界的女子。我的心口微微一緊，課本上曾探討過她的悲劇，在直視人類歷史上最慘烈黑暗的歷史真相後，她不幸患上了極其嚴重的精神崩潰與抑鬱症。2004年那個深秋的凌晨，年僅36歲的她，開著車停在了一條荒涼的高速公路旁，用一把手槍結束了自己盛開的生命。

「天才的背面，往往坐著神明與深淵。」帶教老師注意到了我的駐足，嘆了口氣，「在這裡，最不缺的就是極致的清醒與極致的瘋狂。」

老師收回目光，將一份厚厚的病歷遞到我手上：「這是一個華裔病人，生物化學博士，智商極高。正因如此，他極度抗拒藥物，認為那是對大腦的謀殺。我把他分配給妳，希望妳能利用共同的文化背景和語言優勢，去接近他，透過溝通幫他樹立信心，讓他吃藥。」

我深吸一口氣，走進了他的獨立病房。他穿著一件洗得發白的格子襯衫，靠依著窗坐著；用手指，極其緩慢、機械地摩挲著襯衫上第二顆鈕扣的邊緣，眼神空洞地望著窗外，彷彿被按下了慢速鍵。

「您好。」我試著用中文打破沉默。他的手指突兀地停住，轉過頭，清瘦的臉上浮起一絲近乎玩味的笑意。那副黑框眼鏡的鏡片後面，是一雙深邃得像一口枯井的眼睛。「新來的實習生？」他的中文帶著一種優雅的磁性，因為太久不講，顯得有些沙啞。「是的，我來和您聊聊。老師說，您最近不太願意配合吃藥……」我試圖用教科書上教的「共情」技巧去引導他，「我們要對自己有信心，藥物是幫助您重拾自信的工具……」

「重拾自信？」他突然輕笑了一聲，打斷了我的長篇大論。那笑容裡沒有瘋狂，只有一種居高臨下的疲憊。「同學，妳知道妳準備勸我吃的是什麼嗎？」他站起身，走到我面前。隨著他的靠近，我聞到他身上有一種淡淡的、混合著消毒水與皮膚衰老的氣味。他死死地盯著我，眼鏡後面的瞳孔微微放大。

「奧氮平（Olanzapine），或者利培酮（Risperidone）它們的藥理機制是阻斷多巴胺D2受體和5-羥色胺2A受體。但妳不一定知道：它們在干擾中腦邊緣通路的同時，也會摧毀我的結節漏斗通路（Tuberoinfundibular Pathway），妳竟然還想當然地讓我從拾自信。」我愣住了，頭腦一片空白。「它們會讓我催乳素升高，讓我思維遲鈍，讓我的大腦像灌了鉛一樣無法思考。」

博士的聲音低沉，卻字字千鈞，由於激動，他的嘴角泛起了一絲白色的唾沫星子，「我是研究生物化學的。我比你們更清楚這些化學分子進入我的血液後，是如何像推土機一樣，把我大腦裡那些精密的、美麗的神經元觸突一個個碾碎。妳管這叫『幫我樹立信心』？」……

那一刻，空氣彷彿凝固了：老師教的那套「心理疏導」公式，在一位能畫出所有抗精神病藥物分子結構的生化博士面前，徹底碎成了粉末……

我想起了在課堂上學到的另一個關於張純如的殘酷細節。在她自殺後，她的母親張盈盈曾在痛苦的反思中指出，當時精神科醫生給張純如開具了極高劑量的抗精神病藥物，而這種基於歐美白人臨床樣本的藥物劑量，對於體型和基因代謝完全不同的亞洲人來說，很可能嚴重過量。藥物不僅沒有拯救她，反而用過載的副作用徹底摧毀了她最後的一絲神智。

我呆立在原地，胸前那塊代表著「實習醫生」身分的名牌，突然變得沉重而燙手。在這個沒有白大褂作為防禦的房間裡，他用他的博學，以及海外華人基因裡那份沉重的痛楚，把我這個所謂的「治癒者」逼到了智力和倫理的死角。

「我……」我張了張嘴，卻發現自己貧瘠得說不出一句能反駁他的話。他看著我手足無措的樣子，眼底的鋒芒突然散去，換上了一種近乎長者的溫柔。他緩緩地坐回窗前，重新將手指放在那顆鈕扣上，繼續著那機械的、緩慢的摩挲。

「不怪妳，同學。」他望著窗外輕聲說，「在這個地方，清醒才是最大的罪。小飛魚在水裡才能呼吸，可岸上的人，總想教會小飛魚怎麼在陸地上走路。至於我們……走著走著，就走到高速公路的盡頭了。」

我不知道那天我是怎麼走出那扇門的。很多年過去了，現在的我，穿梭在規範化、程序化的醫療體系中。每當我在處方單上敲下那些精神科藥物的名字時，我的眼前總會浮現出那張掛在牆上的、年輕的張純如的面孔，耳邊總會響起那個沒有白大褂的下午，一位華人博士沙啞的哀鳴。

生命是如此複雜而精微，有時候，我們以為的救贖，或許只是另一種形式的強加。而那些被關在異國門後面的人，究竟是生了病的天才，還是看透了世界卻不願妥協的異鄉旅人？

這個問題，醫學院的教科書裡，從來沒有寫過答案。（寄自德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