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的儺戲
辦公桌上突然出現了一把神祕的糖果，在深秋冷冽的空氣中，萬聖節點燃了這片土地久違的熱情。從台北自由廣場的年輕人，到東京澀谷十字路口的黑潮，再到上海與香港的街頭，東亞的夜晚在這一天忽然變得異樣，彷彿城市本身也戴上了假面。這個源自西方的節日，原本是基督教的「諸聖日前夜」，在這裡卻早已失去宗教的重量，只留下形象的表皮與情感的張力。
▋一場集體的深呼吸
歷史上，萬聖節並非明治維新時期的產物。雖然那個年代象徵著日本向西方開放，但真正使萬聖節進入日本城市生活的，是二十世紀末的全球商業浪潮。1997年，東京迪士尼推出「Happy Halloween（歡樂萬聖節）」活動，自此萬聖節在日本被重新命名、重新編碼，成為一種由商業驅動的「都市狂歡」。與西方孩童的「trick or treat （被捉弄還是給糖吃）」不同，東亞的萬聖節屬於「サラリマン（工薪族）」，是一場關於身分鬆動、角色轉換與消費慶典的夜行儀式。
這樣的「狂歡」讓人想起巴赫金在《拉伯雷與他的世界》中說的那種時刻，權力倒置、禁忌消解、笑聲如洪水般漫過秩序的邊界。那晚的街道變成臨時劇場，福柯所謂「異托邦（Heterotropia）」的鏡面突然打開，現實被反射成另一個自己。人們在其中遊走、假扮、凝視彼此，彷彿每個人都在演另一種可能的生活。
我仍記得疫情結束後的第一個上海萬聖節，那是一場集體的深呼吸。人們穿著防護服、戴著口罩，畫上誇張的嘴唇；有人扮成「大白」，那些在疫情期間全身被白色防護服包裹、象徵國家防疫體系的工作人員；也有人扮成魯迅。那位「魯迅」的胸前掛著一塊牌子，上面寫著：「我希望年輕人擺脫冷氣，只是向上走，不必聽自暴自棄者的話。」這原是魯迅在《熱風》裡對青年說的句子，如今被搬進街頭，化為一種無聲的諷刺，那些在城市中被迫降溫的青年，終於以幽默的方式回敬現實。
然而，這種狂歡的力量在東亞社會中格外複雜。這裡的文化長久以來將道德與情感置於法律之上，人的行為由「禮」與「情」所織成，既細膩，又沉重。當這種道德秩序被體制化、被消費化，它便不再是維繫關係的柔軟網，而成為新的枷鎖。如同北島所說的「五千年的象形文字」，那最初極具韌性的浪漫哲學想像，最終像漢字的演變一般，變成了一個個方格中的規範形制。這種文化的內向延續，從詩到秩序、從抒情到規訓，構成了一種深層的自我監控機制，人們在語言與行為之間被「美好」地束縛。
▋一場現代的儺戲
人們於是只能在節日裡「表演自由」（performing freedom），卻往往只是演出一種可被接受的「自由樣貌」。那種源於真實衝動、由身體與欲望驅動的表演性（performativity），在過度設計的節慶中漸漸凋萎，成為社會允許的遊戲。縱使如此，我也不禁駐足眺望一整個臨時起意卻暗流湧動的舞台。莎翁說過：「All the world is a stage.（整個世界都是舞台）」。
這種被馴化的自由，讓我想到哈佛學者Michael Szonyi的《被治理的藝術》（The Art of Being Governed）。他以明清地方政治為例，指出「被治理」並非屈服，而是一種在權力體系中求生、協商、重構自身位置的策略。若將此概念移至當代都市，東亞的萬聖節正是一種現代化的協商：在高度規訓的社會裡，假面的狂歡成為人們與體制之間短暫的談判。
因此，我願意稱它為一場現代的儺戲。儺戲起源於上古驅鬼祓禳的儀式，在漢族、羌族、藏族等地延續千年。在象雄古國的舊址，人們戴上面具、模仿神靈，以戲劇重構人與超自然的關係。如今的萬聖節雖已脫離宗教，卻依然保有儺戲的精神，以表演對抗秩序，以假面尋求真實。彷彿是在重新尋找本雅明在《藝術作品在其可技術複製時代》中所說，那種「不論多近，仍以距離顯現的獨特現象」。
然而，這裡的靈韻（Aura）不再屬於原作或神聖儀式，而誕生於群體的臨時共演之中：在假面、閃光與笑聲的重疊裡，人們創造出一種新的 ，一種被複製的靈韻，一種在短暫聚集中閃爍的人性餘光。
我走在街頭，從過去有些厭煩塞滿周末地鐵車廂的Cosplay人潮，到現在有些興味地觀察並嘗試融入他們。霓虹在臉上閃爍，我忽然覺得，也許我不過是在扮演某種「生活」的「努力樣貌」，一種社會鼓勵的「真實感」，一場無人要求卻無人能逃脫的演出。我也突然想扔下背包，脫下夾克，在大街上兀自奔跑起來，從「席地而坐的大象（胡波）」成為一匹「在天幕下行走的野象，只管踩碎了自己的影子（北島）」。
▋一種精神上的不合作
在那一夜，性別的秩序也短暫倒置。許多女性選擇化身為電影與動漫中的角色，有人扮成《低俗小說》裡叼著煙、冷漠又自信的米亞華萊士（Mia Wallace）；有人穿著日本動畫女戰士的制服，揮舞塑料刀劍，眼神中盡是出鞘的利刃。這些戲仿不只是模仿，而是瞬間的奪權：當女性以扮演的方式挪用那些曾經凝視她們的形象，她們也暫時奪回了凝視的主體。
我看到有人在街角借火，一個女孩遞出打火機，保安接過去點菸。那一刻的火光短暫閃爍，制服的權威與假面的自由在火焰間交錯，誰也沒有說話，卻彼此默認了這場戲的存在。那火光像是一個隱喻：在東亞這樣的城市裡，人與人之間的距離，也許只能靠這樣微小的溫度來維繫。
項飆曾提出「附近」（the nearby）的概念，強調重建日常互助關係能讓人重新呼吸。但在東亞的城市裡，生活本身早已是一種壓迫性的秩序；近年井噴的「美食類」紀錄片早已讓人審美疲勞，除了滿足「舌尖上」的幸福，我們在晚餐後是否還有其他安排，比如一場舞會？這是這些紀錄片停止追問的問題。因此，「附近」顯得過於浪漫，而「現場」（site）反而更有張力：那是身體與制度碰撞的前線，是被攝影燈照亮、同時被警戒線框定的場所。它讓我們看見制度也會表演自己。
這樣的「現場性」，其實延續了知識分子在社會轉型中的另一種姿態。歷史學家余英時曾說，中國的士人以道德自主抵抗外在權力，這是一種「精神上的不合作」；也是歷史學家的許倬雲則提醒我們，歷史的節奏不在斷裂，而在細微的進退，「文化的力量，常常在轉折處顯得最柔軟，卻也最堅定」。
▋一種持續的自我省思過程
現代新儒家思想家與哲學家杜維明在《文化中國》中更指出，轉型不是斷裂，而是一種持續的自我省思過程，真正的現代性應包含「內在的倫理創造力」。這些觀點並非停留在抽象的思想史裡，而在今天的街頭被重新演出，那些戴著假面的人群，正以另一種形式延續了這種「柔性的抵抗」。
事實上，這樣的「表演性抵抗」早在清末民初便已有跡可尋。康有為與梁啟超以文字、演說與改革構築出一場關於「新民」的戲劇，只是他們的修辭與激情長久以來被後世視為「不具審美價值」。從胡適到錢穆，他們被歸入「政治而非藝術」的一端，被認為缺乏形式上的純粹。
然而，如文學評論家汪暉所言，梁啟超的文體與思想「正是在修辭中開啟了中國現代性的政治美學」；學者劉禾亦指出，梁啟超的語言是一種「表演的語言」，它讓「國民」這個想像共同體在舞台上誕生。或許，我們今天在街頭看到的萬聖節，不正是那場百年前修辭劇場的延續嗎？
萬聖節的假面，於是成為一種當代的祓禳（古代除災去邪的祭祀儀式），它讓人們在被治理的秩序中重新試探自由的觸感。在這個被閃光與笑聲照亮的夜裡，連警戒線都顯得柔軟。當燈光熄滅、人群散去，街道仍有餘溫，那並非自由的證明，只是自由經過時，輕輕掀起的一陣秋風。
當然，我沒有告訴任何人，那把糖果是我放的，Trick or treat.（寄自新加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