賴清德特赦後 台灣長照挑戰才開始

2月12日，賴清德總統基於首次行使任內的特赦權，免除八旬劉姓婦人因悶死重度身障兒子的刑罰執行，本案之所以會引發社會高度的關注，乃是因為劉某肩負長達50多年的照顧責任，在身心疲憊與健康惡化的壓力下，最終釀成無法挽回的家庭悲劇。該項「免刑不免罪」的特赦方式，旨在於回應個案的人道處境，同時彰顯司法與制度的補位機制。

然而，此一特赦事件的背後，投射出的是台灣長期照顧制度的壓迫結構性問題，以及超高齡社會所要面臨的沉重負擔和孤立處境。如此一來，雖以特赦彰顯人道關懷，但此舉是否能真正解決長照悲劇背後的深層矛盾，值得更深入的探討。

長照悲歌背後潛藏諸多的結構性議題，包括資源不足與不平等分配。台灣已步入超高齡社會，但長照服務的供需失衡問題依然嚴峻，許多家庭更因為無法負擔專業照護費用，就只能由家庭成員自行承擔主要的照顧責任，尤其是女性與年長者，成為重要或唯一的照顧者，此已然預伏更多長照悲劇吟唱的奏鳴曲。

其次是家庭結構變遷與支持網絡不足，隨著少子化與核心家庭化，家庭內部人力資源相對不足，導致主要照顧者面臨到極大壓力的照顧赤字，上述劉姓婦人的殺子案例，正是家庭運作失靈的現象縮影。此外，全社會對於家照者的忽視甚至汙名化，致使許多家庭因害怕外界批評或羞恥感，而不願在第一時間尋求外部幫助，進而加劇了家照者的社會孤立感。

以此觀之，弒子行為固然令人痛心，但也反映整體社會對於這類特定群體、特殊需求和特別服務項目，欠缺足夠理性分析的認知同理心；連帶地，法律與政策的滯後性，進而需要透過總統的特赦來解決個案問題，也凸顯現行法律框架在面對特殊情境時的局限性。

因此，從個案範疇到制度改革的批判性反思，實屬必要。本案雖以總統特赦暫時平息輿論，卻點出在面對超高齡社會和長期照顧問題上的諸多結構性挑戰；換言之，特赦的本質乃是對於現行長照制度失靈的一種緊急修補，而非根本解決之道。若往後頻繁依賴特赦來處理，不僅無法真正解決問題，更可能會掩蓋制度設計的缺失、漏洞，更遑論於讓政府迴避應有的改革責任。

總之，人道特赦手段在短期內是可以給予當事人或國人一定程度的慰藉，但我們更需從中汲取教訓，加速推進制度改革，方能真正實現「接住每一個需要協助的家庭」的長照布建目標，從而避免再度陷入長照悲歌迴圈之中。如此一來，諸如投入資源配置的基層長照服務網絡、增加對於重度身障者家庭的專業協力服務、建立全面性的長照家庭支持體系、修訂法律以增加彈性處理空間、推動社會意識的認知教育工程，以及強化數據研究分析的長照圖像勾勒…，特赦過後的制度變遷挑戰，才正要開始。

（本文取自2月14日聯合報民意論壇，作者為中國文化大學社會福利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