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莿桐城到新約克」1周年 2華人把世界音樂匯集紐約舞台

「在西方人眼中，西藏和尼泊爾，或許只是佛教、達賴喇嘛、美麗的風景和珠穆朗瑪峰的代名詞。然而事實上，在紐約，至少有6萬人屬於喜馬拉雅族群，他們與每個紐約人一樣被日常生活的瑣碎包圍著。在紐約藏人族群中，甚至還流傳著一首寫給地鐵7號線的情歌。」任教於哥倫比亞大學的尼泊爾裔語言學者那旺古隆(Nawang Gurung)向在場觀眾如是介紹紐約的喜馬拉雅族群。

與此同時，三名音樂家則奉上一組藏族音樂表演。他們用源自青藏高原的傳統樂器和高亢嗓音，詮釋了不同藏區各有風格的民歌，歌唱的內容既包括民族史詩，也有紐約都會生活中的情與愛。

這樣一場在曼哈頓一間麵館內舉辦的民族音樂演出暨文化交流活動，是「從莿桐城到新約克」系列月度演出的第12場，從去年5月啟動到今年5月滿周年。活動由華人音樂學者穆謙和音樂出版人施芊蓺聯合發起，旨在將世界各地的傳統民族音樂匯聚在紐約的舞台，讓觀眾領略未經西方主流商業流水線包裝過的世界音樂。

穆謙透露，這個注定難以取得商業成功的文化項目在誕生之初，幾乎完全靠他「刷臉、貼錢」邀請藝術家前來演出；而在一年後的今天，老牌基金會「傳統音樂與舞蹈中心」(CTMB)已開始固定為他們提供贊助，「很高興，說明我們做的事得到了業界的認可。」

拒絕「被包裝」 讓音樂自己發聲

穆謙說，「世界音樂」其實是一個有爭議的概念。這個詞最早出現在英國的唱片行業中，當時，有些小眾風格的唱片難以被歸類，後來被統一冠之以「世界音樂」之名。因為這一背景，「世界音樂」的主要組成部分雖然是來自世界各地的民間或民族音樂，但在音樂產業中，它的關注視角始終以西方為中心，「白人音樂家找非洲裔或亞裔音樂人合作，但其實只需要他們身上的一點『色彩』，東方音樂本身始終只是一種陪襯。」

隨著20世紀後半期的去殖民浪潮，愈來愈多來自「第三世界」的研究者和音樂人不再滿足僅被當作研究的客體，在學術界和音樂產業內，開始用本民族的視角和語言詮釋自己的音樂。穆謙表示，作為一個生活在紐約的華裔研究者，要思考的是「我們做的事與林肯中心這樣的『白人機構』有什麼不同」。他引用薩伊德(Edward Said)的批判理論，「我希望這些民族音樂家能發出自己的聲音，而不僅僅『被言說』。」

基於這一初衷，穆謙和施芊蓺聯合做起了「從莿桐城到新約克」系列，每月一次在曼哈頓演出，表演嘉賓包括蒙古、藏族、哈薩克、土庫曼、印度、阿拉伯、非洲等，也曾與中國民樂藝術家奉上過絲竹演奏。

談到「從莿桐城到新約克」這一名稱的由來，穆謙介紹，莿桐城是福建泉州港在元代的舊名，它與今日的紐約一樣，是當時全世界最繁華的港口。從泉州到紐約，從舊大陸到新大陸，不變的是包容世界的胸懷和多元繁盛的文化。他說，沒有選擇君士坦丁堡或羅馬、巴黎作為舊大陸的代表，也是希望強調他自己作為華人和中國穆斯林的主體性敘事。根據歷史記載，元代的莿桐城是中國回族的主要發祥地之一，穆謙所在的天津穆氏家族若追根溯源，也是來自與泉州不遠的古代大都市杭州。

從「臨時搭台」到創出品牌

出生於1970年代的穆謙曾擔任過文化記者、樂隊經紀人和音樂文獻學研究生，2019年來到紐約，在市大(CUNY)研究生院從事維吾爾音樂的研究和教學工作。而「90後」施芊蓺雖然是一名在紐約樂迷圈內小有名氣的發燒友，還創立了一個旨在出版中國民間音樂的機構「絲絲唱片社」，但她的本職工作其實是Google的工程師。

兩名不同世代、不同職業，此前也毫無交集的「新紐約客」，2025年2月通過一次活動首次見面。施芊蓺說，他們相識後最初沒什麼交流，直到4月，穆謙才把自己的想法告訴她，而她又正好了解演出所需的相關後勤工作流程，還有做調音師的朋友，兩人資源高度互補。結果，一拍即合，一個月後便組織起了第一場演出。

據穆謙回憶，最初前來演出的都是他的私人朋友。第一次參演的蒙古音樂家是自己坐火車從維吉尼亞來到紐約的，演出結束後當晚直接又乘火車趕回去，只為節省一晚住店錢。

今年初來紐約演出的一名哈薩克音樂家在北卡讀書，財力有限，穆謙於是自己墊錢為她買了當日往返的機票、還親自開車接送機。演出酬勞更是微薄，在最初尚未向觀眾收費時，連結束後請藝術家吃一頓便餐都是穆謙自掏腰包，從藝術家到調音師和攝影師，大家都在「用愛發電」。場地也是由曼哈頓牛肉麵館Beef Up Noodle友情贊助的，在有演出的日子，麵館會在下午用餐低峰時段專門閉店三小時、供演出使用。

堅持最終結出了果。一年過後，「從莿桐城到新約克」通過社群傳播，已積累起部分長期追隨者，不僅有紐約本地的文藝愛好者，也有部分住在紐約的華裔文化界人士利用這一機會定期聚會。穆謙說，紐約有足夠多的音樂家，而且在一些情況下，遠離故土的離散人群反而能更好地保留一些傳統音樂或文化元素。因此，只要麵館和基金會能持續提供幫助，他就能把這個項目一直做下去。

「臨時紐約人」 自己可能留不下來

穆謙和施芊蓺在身分上都屬於前途未卜的「臨時紐約人」。穆謙的H-1B工作簽證即將到期，綠卡申請卻不太順利；施芊蓺更是一度需要靠CPT實習的方式迂迴維持合法留美身分。與他們合作的部分音樂家，很多也僅靠一張臨時簽證艱難地留在美國生活，比如其中一名持有伊朗護照和留學簽證的土庫曼裔音樂家，不僅要承擔當今政治大環境的高壓，來演出時還必須小心翼翼地避免背上「非法打工」的嫌疑。

穆謙來美國前，曾多次組織中國的民間音樂家出國演出，如今在中國很受歡迎的民謠樂隊「野孩子」在成名前，赴香港或國外演出的事務也曾由他操辦。然而，他表示，雖然紐約很多元很包容，但美國對於國際藝術家卻一點也不開放。

根據規定，外國人如果前往美國表演，哪怕只演一場，也必須申請臨時工作許可和特殊簽證，手續複雜、費用高昂。而與之相比，歐洲就開放得多，臨時演出簽證幾乎與普通旅遊簽證一樣容易申請。因此，他們在紐約只能與本就已生活在美國的藝術家合作，無法從那些音樂的原生土地上帶音樂家來，令選擇空間嚴重縮小。

施芊蓺透露，對自己未來的憂慮和對美國現狀的失望相結合，讓她已下定決心離開紐約，未來的去向也許會是歐洲對文藝人士最友好的柏林。

穆謙則表示，如果綠卡申請最終失敗，他只能回中國去繼續做民間音樂的田野調查。中國的田野能給他營養和力量，但作為獨立藝術從業者，他也早已不適應中國做事業的處世之道，「如今在中國成功的民謠樂隊，無不是靠經紀人甚至藝人自己豁出健康去跟有權勢者喝大酒、或犧牲尊嚴到處求人審批換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