喇叭花開（二）

2

就這樣，我在楊家的書房裡喝了第一杯茶。

楊先生泡茶的手法很老派：先燙壺、再溫杯，茶葉在紫砂壺裡洗過一遍，才正式沖泡。熱水注入的瞬間，茶香瀰漫開來，是清冽的蘭花香氣。

「我太太不愛喝茶，」他一邊倒茶、一邊說，「她喝咖啡，還要現磨的。說喝茶是老頭子的事。」

茶杯是薄胎白瓷，杯沿描著金邊。我小心地端起，茶湯清澈透亮，入口回甘。

「楊太太……很特別。」我斟酌著詞句。

楊先生笑了，眼角的皺紋堆疊起來：「她是上海大戶人家，從小講究這個。我跟她結婚四十五年了，她每天早上化妝要一個鐘頭，雷打不動。」

「四十五年？」我有些驚訝。從楊太太的外貌看，她頂多六十出頭。

「她今年六十八了。」楊先生抿了一口茶，「屬兔的。我比她大七歲。」

他說話慢悠悠的，每個字都像在嘴裡含過一遍才吐出來。書房裡很安靜，能聽見窗外樹葉的沙沙聲，還有遠處偶爾傳來的汽車聲。

「你們來美國多久了？」我問。

「整整二十年。」楊先生望向窗外，「我們從上海出來，先是在香港住了三十年，九七年前過來的。」

他告訴我，他們有三個孩子。大女兒在紐約做律師，嫁了個美國人；二兒子在矽谷搞IT，娶了台灣太太。最小的就是Jack，快四十歲了還單身，跟著他們住在西雅圖，在楊先生的貿易公司幫忙。

「Jack隨我，性子慢。」楊先生說，「他媽媽急，總催他結婚。可這種事，急得來嗎？」

我們又喝了一巡茶。楊先生說起他早年在香港做貿易的事：七十年代從廣州進貨，布料、成衣、小家電，用船運到香港，再批發給當地的店鋪。後來生意做大了，開始做轉口貿易，貨物從大陸到香港，再到東南亞、美國。

「那時候辛苦啊，」他感慨，「一天睡四、五個鐘頭，倉庫、碼頭、銀行，到處跑。我太太在家裡帶孩子，還要幫我記帳。她英文不好，就自己查字典學，一本帳本記得清清楚楚。」

我想像著年輕的楊太太──穿著旗袍，坐在香港某間公寓的窗前，一邊哄孩子、一邊核對帳目。窗台上或許也擺著一盆花。

「現在好了，」楊先生說，「兒子能接班，我清閒了。就是太太閒不住，天天不是打麻將就是逛街，不然就是和那些太太們喝咖啡。」

他說的「那些太太們」，是西雅圖華人圈裡一群從香港、台灣來的富太太。她們每周聚兩次，有時在楊家、有時輪流作東。打麻將、聊八卦、交換哪裡買到名牌衣服的訊息，是她們主要的社交活動。

喝完第三泡茶，我起身告辭。楊先生送我出門，站在門廊上揮手。車子開出去很遠，我從後視鏡裡，還能看見他站在那裡的身影，小小的，穿著藏青色睡衣，像一尊被遺忘在門前的雕塑。

3

第二次見到楊太太，是一個半月之後的事了。

那天我正在超市買菜，手機響了，是一個陌生的號碼。接通後，傳來楊太太清脆的聲音：

「李小姐嗎？我是楊太太呀。你還記得我嗎？上次你來我家取東西的。」

我說記得。

「有件事情想麻煩你，」她說，「我聽王太太說，你認識很多年輕人。我們家Jack，你見過的吧？快四十歲了，還沒成家。我想請你幫忙留意，有沒有合適的女孩子。」

我握著手機，一時不知如何回應。我來美國不過五年，社交圈其實很有限。但楊太太的語氣裡有一種不容拒絕的期待，我只好說，可以試試看。

「那太好了！」她高興地說，「這個禮拜六下午，你來我家喝茶吧。我們詳細說。」

掛了電話，我看著購物車裡孤零零的一棵白菜，忽然覺得有些荒謬。我一個三十歲出頭、自己婚姻都經營得馬馬虎虎的人，居然要給別人做媒了。

周六下午，我再次來到楊家。這次開門的還是楊太太，但她穿得比上次家常些──藕粉色的針織套裝，珍珠項鍊換成了細細的金鍊子，妝還是一絲不苟。

「進來、進來，」她熱情地拉著我的手，「Jack在客廳等你呢。」

Jack確實在客廳。他坐在紅木沙發的一角，穿著淺灰色的Polo衫和卡其褲，手裡拿著一本雜誌，見我們進來，趕緊站起來。

「李小姐好。」他微微躬身，聲音很輕。

我這才有機會仔細看他。Jack遺傳了父親的圓臉和溫和的眼睛，但皮膚是健康的古銅色，大概是經常戶外運動的結果。頭髮修剪得很整齊。他看起來確實要四十了，舉止間有種與實際年齡不符的靦腆。

「坐，坐。」楊太太張羅著，「王媽，上茶！」

一個五十多歲的女人端著茶盤進來，應該是他們家的鐘點工。茶是玫瑰花茶，配著三碟小點心：杏仁餅、核桃酥，還有一碟我認不出的綠色糕點。（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