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海峽的信

一九四九年時，約有兩百五十萬的軍民從大陸撤退到了台灣，台灣海峽這一汪黑水斷開了兩岸，兩岸隔著海峽在軍事和政治上對峙著。這些到了台灣的人回不了故鄉，見不到爹娘和親人，因為長期音信全無，而產生對親人消息的渴望，這種情感無比強烈。這時候，一封能夠跨越海峽兩岸的信件，就會承載著無以估量的情感重量和價值。

唐朝大詩人杜甫寫的「春望」: 「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白頭搔更短，渾欲不勝簪。」就是這一句「家書抵萬金」，有多少人在盼望著一封家書。

當時與大陸通訊來往是犯法的，而且很容易被扣上大帽子，我的表哥卻在一九六五年時，就和滯留在大陸的弟弟妹妹聯絡上了。表哥原來服務於海軍，一九六四年時就從海軍退伍下來，轉而上了海輪去當船員。

當時他在一艘貨輪工作，經常往來台灣和日本之間，當他停泊在日本的港口時，遇到大陸來的貨船，一聽船員的口音是青島同鄉，發現這是艘青島來的船。幾番交談下，他托同鄉回青島後，幫忙尋找聯絡他滯留在大陸的弟弟妹妹。一個月後再次在日本港口碰面時，同鄉帶來了他妹妹寫的信，終於聯絡上了。

雖然這樣的聯絡方式很不方便，但是總算是有了聯繫，知道了對方一切平安，也能夠托同鄉帶錢回去接濟親人。幾年後，表哥離開船員這個行業，不再跑船後，也就暫時中斷了聯絡。

一九八〇年後，我來美國，聽到老留學生們說，可以從美國寄信去大陸和親戚聯絡，就不會受到台灣的管制。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大陸親戚的地址，有的親戚還只知道小名，不知道真正的姓名，老留學生說那不是問題，只要寫上記憶中的地方和名字，大陸的政府單位一定會找到這個人，就算寫的是「石頭村大狗子」，而且現在已經沒有石頭村了，大陸也會把當年石頭村裡叫作大狗子的人找出來；即使這個人已經去世了，也會找到他的家人或親戚來回信。

另外有一個技術上的小問題，大陸用的是簡體字，台灣有郵政檢查，查到簡體字的大陸信件就會沒收。所以我們如果收到了大陸親戚寄來的信件後，不可以直接寄回台灣，要以繁體字重新抄寫一遍再寄回去，就可以避開台灣的郵政監管。我們因此在美國成為一個中繼站，讓在兩岸分隔的親人可以聯絡上。

爸爸和媽媽各寫了一封信，讓我寄到大陸去，過了大約兩個月後，我收到了兩封回信。一封是我的表姊寫來的，她是媽媽二姊的女兒，媽媽只記得表姊叫小玲，她從小就跟在媽媽後面屁顛屁顛地當個小跟班；另外一封信是大伯的大兒子寫來的，也就是我的大堂哥，爸爸接到這封信後卻是泣不成聲。

大堂哥說奶奶在一九五〇年時因病離世了，爺爺則在一九六〇年代的大饑荒中去世。大伯因為早期就被打成黑五類，備受折磨，在文化大革命時更被批鬥凌辱，當大伯知道文化大革命結束了，而且他也完全被平反後，一時情緒激動，發生腦溢血去世了。

大伯與爸爸從小就手足情深，爸爸在大陸最親近的三個親人都去世了。至於媽媽那邊，因為知道外公、外婆早已去世，所以沒有帶給她特別的悲痛。但是和娘家的親戚們聯絡上，媽媽還是很高興，大陸親戚曾經來信求助過，媽媽也交代我從美國匯錢去大陸，接濟親戚的經濟困難。

我們住在眷村，隔壁的章媽媽是四川人，章伯伯已經去世了，章媽媽來找我媽媽，拜託我從美國幫她寄信去尋找她在大陸的家人，這是舉手之勞。當我收到回信時，恰逢要放暑假時，我正打算回台灣去，就把回信原封不動地帶回台灣。回到台灣的第二天早上，我就去找章媽媽，把信交到她手中，章媽媽看到大陸的回信，激動地說不出話來，愣在那裡，握著信的手不住地顫抖，我告訴她趕快進房去慢慢讀信吧。

下午時，章媽媽叫我過去她家，她有話要對我說。到她家坐下以後，她給我泡了一壺茶，不等我開口，那扇傾訴的閘門便轟然打開，她的淚水有如潮水般奔湧而出，這是三十多年來對於故鄉和親人的思念與苦楚的淚水。她的爹娘已經去世了，信是她弟弟寫的，她鉅細靡遺地解說著信裡的每一句話，笑聲裡帶著哽咽聲，這封信，比什麼都珍貴。

她告訴我關於她長大的故鄉，告訴我她的家庭和兄弟姊妹，她的思緒飛越了台灣海峽，回到了在她記憶深處的四川故鄉。我其實什麼話都沒說，一直坐在那裡傾聽著，坐了兩個多鐘頭，成為她宣洩傾訴三十幾年思鄉之苦的對象。章媽媽不停地感謝我，我的舉手之勞寄一封信出去，換來了比萬金還珍貴的家書，讓章媽媽解除了幾十年積壓的鬱悶和痛苦，我做了一件好事。

一九八八年時，兩岸宣布開放探親，終於解除了隔絕對峙的狀態，我在美國也不再當負責兩岸轉信的中繼站。一九四九年時從大陸到台灣的民眾，紛紛回到家鄉探望家人，只不過四十年過去了，當年到台灣時的青壯少年，如今已垂垂老矣，留在大陸的許多親人也已凋零。

爸爸回到老家時，面對的是田野裡的孤墳，他跪在爺爺奶奶的墳前，放聲痛哭，長跪不起。這是時代洪流下的悲劇，烽火離散中產生無法彌補的創傷，只能默默地接受這份沉重的命運。